病请描述：每年的11月份是“全球肺癌关注月”， 11月17日是“国际肺癌日”。 根据国家癌症中心2020年11月发布的最新中国肺癌数据报告，2015年肺癌的新诊断人数达到了78.7万人，死亡人数则为63.15万人。 这也意味着每天有超过2100人被确诊为肺癌，每分钟有1.5人被确诊为肺癌。肺癌在国内恶性肿瘤发病率方面位居首位，已成为我国的“第一癌症”。 一、肺癌早筛怎么筛？ 肺癌的高危人群 并不是所有人都需要进行肺癌的筛查，符合以下条件的人群才需要进行肺癌筛查： 年龄在40岁以上的男性和女性，并且具有以下几类情况之一的人群属于高危人群，需要进行早期肺癌筛查： ※ 吸烟，吸烟量在400年支（如果一个人每天吸一包烟，也就是20支，持续20年，那么吸烟指数就是400年支）以上的属于重度吸烟者，要进行筛查； ※ 二手烟接触史或长期油烟接触史，比如长期接触厨房油烟的女性； ※ 直系亲属罹患肺癌或本人有肿瘤病史的人群； ※ 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结核和肺纤维化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也属于肺癌好发人群； ※ 居住环境或工作环境中有高危因素的接触暴露（如石棉、铍、铀、氡等接触者）。 肺癌高危人群该如何进行筛查 低剂量螺旋CT检查已成为肺癌筛查和早期诊断最常用的临床工具之一。低剂量CT无创且快捷，较常规胸片敏感，使用低剂量螺旋CT对胸部进行筛查扫描，可以更多地发现早期肺癌。因此，建议肺癌高危人群，每年接受一次低剂量螺旋CT的肺癌筛查。 发现肺结节该如何处理 通过筛查发现肺结节就一定是肺癌吗？ 这里提醒大家，尽管现在肺癌发病率较高，但肺结节并不能与早期肺癌划等号，通常发现的实性小结节大部分是良性的，甚至都可以不用处理。所以对于发现肺部结节，关键在于鉴别良性结节还是恶性结节。 医生在判断肺结节良恶性时，会结合结节的胸部CT影像学特征如大小、形态、密度等来进行综合判断，同时考虑患者的年龄、职业、吸烟史、慢性肺部疾病史、个人和家族肿瘤史等信息。对于1cm以下实性小结节有60%-70%的可能是良性。1-3cm的实性结节，需要观察其形状是否规则，有无毛刺、空泡征、血管通入和胸膜凹陷征，密度是否均匀，强化是否明显等多种指标。 一般来说，发现肺结节在随访过程中，肺结节体积增大则恶性概率增加。对于磨玻璃样结节尤其是持续存在的磨玻璃样结节，一般是肿瘤性病变，病理类型通常包括癌前病变不典型腺瘤样增生、原位癌和微小浸润癌等一大组疾病。非肿瘤性磨玻璃样病变通常为肺泡内出血或者炎症所导致，通常短期内（3个月）会有明显的改变。 什么样的肺结节需要手术 目前临床上对于实性结节的处理原则争议不大，直径小于8mm的实性结节建议以随访观察为主；直径大于8mm的实性结节建议以积极外科干预为主。 针对磨玻璃样病变的处理有一定争议。一般认为纯磨玻璃结节2cm以上的随访3个月后无明显缩小，建议积极外科干预；2cm以下建议随访观察，若随访过程中明显增大，建议积极外科干预。这个指征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有时还要结合患者的意愿，如果结节伴有胸膜改变、空泡形成等表现，可能就需要建议患者提前手术时间。 没达到手术标准的肺结节该如何进行随访 对于结节实性成分小于8mm的、无长期抽烟史、无肺癌家族史的患者建议每年复查一次薄层低剂量胸部CT。 对于结节实性成分小于8mm的、有长期抽烟史、或有肺癌家族史的患者建议每半年复查一次薄层高分辨率胸部CT，如果病灶无明显改变，2年后改为每年复查一次薄层低剂量胸部CT。 对于结节实性成分大于8mm的，特别是2-3cm的孤立肺结节，患者身体状况允许的情况下建议手术。 对于结节实性成分大于8mm的，患者身体状况一般，手术耐受性差的，建议每半年复查薄层低剂量胸部CT，如果病灶无明显改变，2年后改为每年复查一次薄层低剂量胸部CT。 二、肺癌治疗与基因检测 肺癌的靶向治疗是肺癌的一大特色治疗手段。规范的靶向治疗依赖基因检测的结果，那么什么样的肺癌患者需要进行基因检测呢？需要检测那些内容？ 什么样的肺癌患者要进行基因检测 看病理类型 肺癌可根据其组织病理学特点的不同分为非小细胞肺癌和小细胞肺癌，占比分别约为85%和15%。在非小细胞肺癌中，包括腺癌、鳞癌、腺鳞癌和大细胞癌。 1. 肺腺癌，国内外指南都强调对肺腺癌进行基因检测的必要性。在亚洲人群中，最常见的突变是EGRF，其次是ALK、ROS1、KRAS等。 2. 对肺鳞癌来说， 需要确定的是鳞癌的诊断是基于大标本还是小标本得出的。如果是手术标本诊断的鳞癌，一般不推荐做驱动基因检测，小标本（如：穿刺活检组织）诊断鳞癌的患者可考虑进行基因检测。 3. 一般来说小细胞肺癌的突变类型很不同，目前临床上极少有适用的靶向药物，所以基因检测的意义不大。 看分期 是否需要进行基因检测除了需要关注病理类型之外还需要关注疾病的分期情况。肺癌靶向治疗在二十年前开始崭露头角的时候主要是针对晚期（IV期）的患者，所以晚期（IV期）肺腺癌是必须要进行基因检测的。 近年来随着多项针对术后辅助靶向治疗的大型临床研究的结果公布，证实如果选择合适的药物，IB-IIIA期的肺腺癌患者可以从术后分子靶向辅助治疗中获益。因此，针对IB-IIIA期的肺腺癌患者现在也非常有必要进行基因检测。 肺癌基因检测主要检测那些基因 肺癌基因检测一般一定要检测的项目包括：EGFR，ALK，ROS1，KRAS，MET，BRAF，NTRK，RET以及HER2等检测，因为这些经典的突变往往是有对应的靶向药物，有机会接受靶向治疗。选择基因检测的套餐主要考虑患者的经济条件及病人的状态，但至少要包含上述所说的具有对应靶向药物的基因。
郑远 2025-02-08阅读量799
病请描述： 肺纤维化是一种严重的肺部疾病，其预防和早期干预至关重要。本人苏州看肺纤维化的中医，以下是一些预防肺纤维化的建议： 1. 避免环境因素：远离有害粉尘、化学物质和气体，如石棉、二氧化硅、某些杀虫剂等。 2. 戒烟：吸烟是导致许多肺部疾病的重要因素，包括肺纤维化。 3. 定期体检：定期进行肺功能测试和胸部影像学检查，尤其是有职业暴露风险的人群。 4. 健康生活方式：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和充足睡眠，增强身体免疫力。 5. 及时治疗相关疾病：如慢性肺部感染、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以减少对肺部的长期损害。 6. 避免药物滥用：某些药物可能导致肺纤维化，使用时应遵医嘱。 7. 关注早期症状：如持续的干咳、呼吸困难等，应及时就医。 8. 疫苗接种：预防某些可能导致肺部感染的疾病，如肺炎球菌和流感。 9. 心理健康：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长期压力和焦虑。 10. 康复治疗：对于已经诊断的患者，康复治疗有助于改善呼吸功能和生活质量。 自我介绍 本人苏州看肺纤维化的中医万太保，曾任中国中医药杂志、河北中医杂志编委，江苏省外治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华名医协会疑难病研究所特邀研究员，中国管理科学院研究员，南京市玄武区第七、八、九届政协委员。现为苏州国医堂特需专家。曾获荣誉称号：玄武区名中医、南京市医德标兵、2009年推动中国医学发展最具影响力人物及全国五一时代英模、“中国世纪专家”、“华夏英杰”、“当代华佗”等。
万太保 2024-11-05阅读量2145
病请描述： 美国风湿病学会（AmericanCollegeofRheumatology,ACR）发布指南《2023年美国风湿病学会关于系统性自身免疫性风湿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的筛查、监测和治疗指南》[2023AmericanCollegeofRheumatology(ACR)GuidelinefortheTreatmentofInterstitialLungDiseaseinPeoplewithSystemicAutoimmuneRheumaticDisease]，本次ACR指南使用了系统性自身免疫性疾病(systemicautoimmunerheumaticdiseases,SARD)-ILD来替代目前常用的CTD-ILD，是将ILD的易患人群更进一步聚焦在CTD中的自身免疫患者群，针对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arthritis,RA)、混合性结缔组织病（mixedcon-nectivetissuedisease,MCTD)、干燥综合征（Sjogrensyn-drome,SS)、系统性硬化症和特发性炎性肌病（idiopathicinflammatorymyopathy,IIM)（包括多发性肌炎、皮肌炎、抗合成酶综合征、免疫介导的坏死性肌病）这些疾病相关ILD的筛查、监测和治疗提供循证建议。 关于如何筛查SARD-ILD，指南提出8条建议：①存在ILD进展风险增加的SARs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肺功能检查（pulmonaryfunctiontest,PFT）予以筛查；②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胸部高分辨率CT(highresolutioncomputedtomography,HRCT）予以筛查；③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胸部HRCT和PFT予以筛查，而不是仅用PFT;④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六分钟步行试验（six-minuteswalkingtest,6MWT）予以筛查；⑤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胸部X线片予以筛查；⑥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动态血氧饱和度测试予以筛选；⑦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支气管镜予以筛查；⑧存在ILD风险增加的SARD患者，强烈反对手术肺活检予以筛查。 如何监测SARD-ILD，指南提出11条建议：①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PFs予以监测；②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胸部HRCT予以监测；③SARD-ILD患者，有条件的建议使用胸部HRCT和PFT予以监测，而不是仅使用PFT;④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建议使用动态血氧饱和度测试予以监测；⑤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胸部X线片予以监测；⑥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6WMD予以监测；⑦SARD-ILD患者，有条件地反对使用支气管镜予以监测；RIIM-ILD和SSc-ILD患者，建议第1年每3~6个月监测一次PFT；一旦病情稳定，可降低监测频率；⑨对于RA-ILD、SS-ILD和MCTD-ILD的患者，建议第1年每3~12个月监测一次PFT，然后在病情稳定后降低频率：⑩SARD-ILD患者，不提供关于常规胸部HRCT监测ILD频率的指导，但建议有临床指征时进行HRCT;11.SARD-ILD患者，建议每3~12个月评估一次动态血氧饱和度。 在治疗方面，SARD-ILD治疗方案的选择应综合考虑SARD病情活动度、ILD严重程度和进展倾向，以及治疗的疗效、安全性和耐受性等。 关于一线ILD治疗，指南推荐：①除SSc-ILD外的其他SARD-ILD，条件性推荐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ILD治疗；②SSc-ILD患者，强烈反对糖皮质激素作为一线ILD治疗；③SARD-ILD患者，条件性推荐吗替麦考酚酯（mycophenolatemofetil,MMF)，硫唑嘌呤（azathioprine.AZA),利妥昔单抗（rituximab,RTX）和环磷酰胺（cyclophosphamide,CTX）作为一线ILD治疗的选择；④SSc-ILD和MCTD-ILD患者，条件性推荐托珠单抗作为一线ILD治疗的选择：⑤SARD-ILD患者，条件性反对来氟米特（lefluno-mide.LEF)，甲氨蝶呤（methotrexate,MTX)，肿瘤坏死因子抑制剂（tumornecrosisfactorinhibitor,TNFi）和阿巴西普作为一线ILD治疗的选择；⑥SjD-ILD、IIM-ILD和MCTD-ILD，条件性反对尼达尼布作为一线ILD治疗的选择；⑦SSc-ILD患者，条件性推荐尼达尼布作为一线ILD治疗的选择；⑧RA-ILD患者，未达成共识是否推荐尼达尼布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⑨SARD-ILD患者，条件性反对吡非尼酮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⑩应用MMF、无ILD进展依据的SARD-ILD患者，条件性反对在MMF基础上加用尼达尼布或吡非尼酮；11.SARD-ILD患者，条件性反对初始即联合MMF与尼达尼布或吡非尼酮优于MMF单药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2.IIM-ILD患者，条件性推荐Janus激酶抑制剂（Januskinaseinhibitor.JAKi）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3.除IIM-ILD外的SARD-ILD，条件性反对JAKi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4.IIM-ILD患者，条件性推荐钙调磷酸酶抑制剂（calcineurininhibitor,CNI）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5.除IIM-ILD外的SARD-ILD，条件性反对CNI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6.SARD-ILD患者，条件性反对静脉注射用免疫球蛋白（intravenousimmunoglobulin，IVIG）或血浆置换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17.SARD-ILD患者，条件性推荐优化的药物方案优于转诊行干细胞移植或肺移植作为一线ILD治疗选择。 一线ILD治疗后SARD-ILD仍有进展，指南建议：①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SSc-ILD患者，强烈反对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在其他SARD-ILD中条件性反对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②一线ILD治疗后仍有SARD-ILD进展的患者，条件性推荐MMF、RTX、CTX和尼达尼布作为治疗选择。③一线ILD治疗后仍有RA-ILD进展的患者，条件性推荐加用吡非尼酮作为治疗选择。④除RA-ILD外的其他SARD-ILD、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条件性反对加用吡非尼酮作为治疗选择。⑤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SSc-ILD、MCTD-ILD和RA-ILD，条件性推荐托珠单抗作为治疗选择。⑥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SJD-ILD和IIM-ILD，条件性反对托珠单抗作为治疗选择。⑦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IIM-ILD，条件性推荐CNI作为治疗选择。⑧除IIM-ILD之外的其他SARD-ILD、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条件性反对CNI作为治疗选择。⑨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IIM-ILD，条件性推荐JAKi作为治疗选择。⑩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IIM-ILD和MCTD-ILD条件性推荐加用IVIG作为治疗选择。11.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SARD-ILD，条件性反对用血浆置换作为治疗选择。12.一线ILD治疗后仍有进展的SSc-ILD，条件性推荐转诊行干细胞移植和／或肺移植。 SARD伴快速进展的间质性肺疾病(rapidlyprogressiveinterstitiallungdisease,RP-ILD)RP-ILD患者，指南推荐：①SARD伴RP-ILD，条件性推荐静脉甲泼尼龙冲击作为一线RP-ILD治疗。②SARD伴RP-ILD，条件性推荐RTX、CTX、IVIG、MMF、CNI和JAKi作为一线RP-ILD治疗选择。③SARD伴RP-ILD，条件性反对MTX、LEF、AZA、TNFi、阿巴西普、托珠单抗、尼达尼布、吡非尼酮和血浆置换作为一线RP-ILD治疗选择。④RP-ILD患者，条件性推荐提前联合治疗（三联治疗用于确诊或疑似抗MDA5抗体阳性皮肌炎；二联或三联用于非确诊或疑似MDA5阳性皮肌炎）要优于单药治疗作为一线治疗。⑤SARD伴RP-ILD，条件性反对干细胞移植优于优化口服药物作为一线RP-ILD治疗。⑥SARD伴RP-ILD，条件性推荐在应用最优药物方案后仍有进展的患者，早期转诊行肺移植优于晚期转诊。 由25例临床医师（13例呼吸科医师、12例风湿科医师）参与讨论后提出的美国SSc-ILD诊疗共识，就SSc-ILD相关诊疗问题系统地进行了评价。①筛查：建议有呼吸系统症状或ILD高危的SSc患者，全面开展肺部听诊、血清学抗体、胸部HRCT和肺功能（包括通气和弥散）筛查是否合并ILD，建议每年常规筛查是否合并动脉型肺动脉高压(pulmonaryarterialhypertension,PAH)，尤其是气短程度与ILD程不匹配时要重点排查肺动脉高压。②开启治疗的时机：用力肺活量（forcedvitalcapacity,FVC）占预计值百分比＜80%、胸部HRCT提示ILD范围超过肺部20%，或范围超过10%（轻症ILD）同时伴有肺功能异常以及弥漫性皮肤硬化、胸部HRCT恶化伴有症状加重或肺功能进一步下降。③推荐的治疗方案：初始治疗吗替麦考酚酯用量为2~3g/d；一般在免疫抑制剂治疗仍提示肺纤维化进展时建议加用尼达尼布，但不推荐免疫抑制剂治疗的长程ILD患者则可以单药尼达尼布；早期伴有炎症因子水平升高的SSc-ILD患者，在不能耐受环磷酰胺、吗替麦考酚酯或尼达尼布时建议用托珠单抗。④随诊：通过综合临床表现、肺功能、胸部HRCT来评价疗效，病情平稳2年后可以考虑减停治疗药物。 由此可见诊治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不是简单的服用几个抗纤维化药物就解决了。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CTD-ILD）是一种复杂的疾病，其诊治不能仅仅依靠服用几个抗纤维化药物。首先，CTD-ILD 的发病机制复杂，涉及免疫系统的异常激活、炎症反应、纤维化过程等多个环节。因此，治疗需要综合考虑多个方面，包括控制原发病（结缔组织病）、抑制炎症反应、抗纤维化等。其次，不同患者的病情严重程度、临床表现、病理类型等存在差异，需要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选择合适的药物组合和治疗策略。此外，除了药物治疗，患者的生活方式调整也很重要。例如，戒烟、避免接触有害物质、适当的运动和营养支持等，都有助于改善患者的病情。总之，诊治 CTD-ILD 是一个复杂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制定个体化的治疗方案，而不是简单地服用几个抗纤维化药物就能解决问题。
王智刚 2024-10-24阅读量2078
病请描述： 血清标志物用于CTD-ILD及其亚型的诊断研究日益增多，唾液酸化糖蛋白（krebsvondenlungen-6,KL-6）是一种由II型肺泡细胞分泌的糖蛋白，当II型肺泡上皮细胞损伤时细胞，血清KL-6浓度升高，通常认为与肺纤维化程度相关。目前研究发现血清KL-6可作为筛查CTD-ILD的依据及评估肺部病变、判断严重程度和预后的指标，SSc患者血清KL-6浓度与用力肺活量（forcedvitalcapacity,FVC)(r=-0.317,P<0.001)、一氧化碳弥散量（diffusioncapacityforcarbonmonoxideoflung,DLCO)(r=-0.335,P<0.001）和纤维化程度（r=0.551,P<0.001）显著相关，可用于评估肺纤维化的严重程度。在CTD-ILD患者，血清KL-6浓度与胸部HRCT评分呈正相关；血清高浓度KL-6(>800U/ml）的pSS相关ILD患者死亡风险升高(P=0.02)。RA合并ILD患者血清KL-6浓度显著高于未合并ILD者，且血清KL-6浓度与FVC、肺活量、DLCO呈负相关（P<0.05)，与RA28个关节疾病活动度评分(diseaseactivityscore28,DAS28）呈正相关。另有研究提出，抗黑色素瘤分化相关基因﹣5(melanomadifferntiationassociatedgene-5,MDA-5）抗体阳性的皮肌炎（dermatomy-ositis,DM）相关ILD患者基线血清KL-6浓度（≥1000U/ml）是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另外研究发现，如接受免疫抑制治疗的前4周内，血清KL-6浓度升高可能提示快速进展型间质性肺疾病（rapidlyprogressiveinterstitiallungdisease,RP-ILD）的发生。 表面活性蛋白A(surfactantproteinA,SP-A）和表面活性蛋白D(surfactantproteinD,SP-D）是一种由Clara细胞和II型肺泡上皮细胞产生的大型亲水蛋白，其血清浓度与毛细血管﹣肺泡屏障的损伤程度相关。研究发现，与未合并ILD的RA患者比，RA相关ILD患者血清SP-A浓度较高，且与FVC、肺活量（vitalcapacity,VC)、DLCO呈负相关，与DAS28呈正相关，提示SP-A可反映ILD的严重程度及RA疾病活动度。SP-D与VC和DLCO呈负相关，与未合并ILD的DM/PM患者比，合并ILD的DM／多发性肌炎（polymyositis,PM）患者血清SP-D浓度显著升高，提示SP-D可能是DM/PM相关ILD的血清生物标志物。然而另有研究表明，II型肺泡上皮细胞在纤维化改变后由再生的纤毛上皮细胞所替代，从而减少SP-D的产生，因此较低的SP-D浓度（<100ng/ml）可作为DM/PM相关ILD患者死亡的预测指标，亦可能提示抗MDA5抗体阳性DM患者RPILD的发生。SP-A和SP-D与ILD密切相关，可用于评估CTD相关ILD的疾病活动、ILD严重程度和预后的血清学指标。 抗MDA5抗体阳性相关皮肌炎相关ILD的发病机制尚未完全明确。有研究认为，抗MDA5抗体可通过促进中性粒细胞胞外陷阱的形成，诱导上皮细胞损伤和促炎性细胞因子释放，进而促进ILD的发生。60%~80％抗MDA5抗体阳性患者合并ILD，其中约50％发展为RPILD，且对免疫抑制剂治疗反应欠佳，6个月内的病死率高达50%~70%。外周血低淋巴细胞血症是MDA-5阳性皮肌炎患者特征性表现，且根据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可以分为3种临床表型：淋巴细胞计数正常（≥1100/pl）的MDA-5阳性皮肌炎以青年起病、常有关节炎、血清铁蛋白多正常，淋巴细胞明显减少（<550/μl）组患者则表现为皮肤溃疡、快速进展性ILD，且3~6个月的病死率明显低于其他组。因此，抗MDA5抗体是DM/CADM患者合并ILD及预后不良的有力预测因子。 Xue等将223例RA患者（其中85例RA-ILD）的血浆基质金属蛋白酶﹣3(matrixmetalloproteinase3,MMP3）水平、人口学特征、临床特征和实验室指标纳入训练队列和验证队列，通过分析发现，男性、吸烟、RF为256IU/ml、C反应蛋白（C-reactiveprotein,CRP）为4.6mmol/L(82mg/dl)、基质金属蛋白酶3(matrixmetalloproteinase3,MMP3）为0.66ng/ml可作为RA-ILD诊断模型，提高RA-ILD的诊断效率。Guiot等为研究血浆中循环游离细胞核小体（circulatingfreenuclearbody,cf﹣核小体）的水平，并探究循环细胞游离核小体水平与其他SSc或肺纤维化相关生物标志物如：血清生长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结合蛋白﹣1(insulin-likegrowthfactorbindingprotein-1,1GFBP-1）和基质金属蛋白酶﹣9(matrixmetalloproteinase9,MMP9）是否可以作为SSC-ILD潜在生物标志物，纳入了SSC患者98例，其中31例ILD患者（SSC-ILD）和67例非ILD患者，分为T1队列（基线）和T2队列（治疗6~18个月），研究发现，循环游离细胞核小体H3.1和MMP9升高，同时IGFBP-1降低可作为SSc-ILD诊断模型，提高SSC-ILD的诊断效率。一项回顾性研究纳入IIM-ILD患者55例（RP-ILD17例，non-RP-ILD38例），患者接受18F﹣氟代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计算机体层显像（¹⁸F-fluorode-oxyglucose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andcomputedtomography,¹⁸F-FDGPET/CT）检查，使用最大标准摄取值（maximumstandarduptakevalue,SUVmax）评估肺FDG摄取，接着使用视觉评分（HRCT评分）评估HRCT,旨在评估¹⁸F-FDGPET/CT和HRCT评分与IIM-ILD不良预后的关系，研究发现在多变量模型中，PET评分＞18分、HRCT评分＞140分与IIM-ILD不良预后相关。德国一项大型队列研究纳入5831例SSc患者的临床数据，将其分成四组SSc患者［PH-ILD患者、无PH的ILD(ILD-w/o-PH）患者、无肺部受累患者和PAH患者］。研究发现PH-ILD患者的生存率显著降低，其次是PAH和ILD-w/o-PH。PH-ILD和PAH患者的生存率无显著性差异。无肺部受累患者的5年总生存率为96.4%,ILD-w/o-PH和PAH患者的总生存率存在显著性差异，而PH-ILD患者的总生存率最低。女性（HR0.3)、较高的体重指数（HR0.9）和较高的DLCO值（HR0.98）与较低的死亡风险相关。法国研究团队同样发现，SSc-PH-ILD患者生存率要低于SSc-PAH组患者，多因素回归分析，发现合并ILD(HR5.22,95%CI2.18~12.46.P=0.0002）或慢性肾脏病（HR2.11,95%CI1.18~3.78,P=0.01）会增加SSc患者的死亡风险，而基线时更长的6min步行距离（HR0.996,95%CI 0.993~0.998，P=0.003）是预后较好的标志。 无论怎样诊断、筛查，都最终是为了治疗，取得临床效果 2022年中华医学会风湿病学分会制定的《结缔组织病相关间质性肺疾病诊疗规范》指出CTD-ILD治疗目标，即CTD相关ILD治疗的短期目标是控制CTD和ILD的病情延缓进展，远期目标是最大限度地延长患者生存期，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因此，CTD相关ILD的治疗目标是CTD和ILD同时达到病情缓解，即双重达标。 白介素﹣6(interleukin-6,IL-6）参与SSc-ILD的发病机制，IL-6受体抑制剂托珠单抗于2021年3月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andDrugAdministration,FDA）批准用于治疗SSc-ILD，成为首个获批用于延缓SSc-ILD患者肺功能恶化的生物制剂，为SSc-ILD患者群体提供了一种新的治疗选择。在一项多中心、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II期临床试验﹣-FocuSSced研究中，是研究托珠单抗在SSc的疗效。该研究一共纳入210例早期、活动性弥漫性皮肤型SSc(activediffusecutaneoussystemicsclerosis,dc-SSc）患者，随机分配接受托珠单抗（n=104）或安慰剂（n=106）治疗，治疗48周。48周后，在关键次要终点中，托珠单抗组FVC％预测值下降超过10％的患者有8.5%，而安慰剂组FVC％预测值下降10％的患者达到25%。在SSc-ILD患者中，FVC％预测值较基线变化﹣0.4%，安慰剂组较基线变化﹣4.6%(P=0.0002)。进行HRCT事后分析，对ILD和肺纤维化定量分层，发现托珠单抗对于肺功能的维持作用与QILD和肺部纤维化程度均无关。另外，48周时，安慰剂组有21％的受试者接受了免疫调节补救治疗，而托珠单抗组为9%。该研究提示，托珠单抗可以稳定SSc患者肺功能，延缓FVC％下降。 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iseasemodifyinganti-rheumaticdrug,DMARD)RA的主要治疗药物，艾拉莫德作为一种新型传统DMARD药物研究显示其可减轻RA-ILD患者的疾病活动度、肺泡炎症，改善肺功能，在治疗肺纤维化方面也具有一定潜力，但关于其治疗RA-ILD的用药剂量和长期安全性仍需进一步探索和验证。 目前CTD-ILD中前瞻性研究多数关于SSc-ILD，亟须更多的前瞻性临床研究来探索新的方式和方法，CTD-ILD领域的规范化诊疗方案以及新药探索仍是今后CTD-ILD领域的焦点和热点，而关于不同ILD的诊断和预后相关生物标志物的探索、人工智能技术应用于ILD的影像学解读等也将会是2024年及之后ILD诊断探索领域的热点，期待更多的研究发表助力CTD-ILD诊断和治疗。
王智刚 2024-10-24阅读量2067
病请描述：什么是类风湿关节炎？ 类风湿关节炎（Rheumatoid Arthritis，简称RA）是一种慢性炎症性自身免疫性疾病。在这种疾病中，身体的免疫系统错误地攻击自己的组织，特别是关节，导致关节炎症、疼痛、肿胀和僵硬。 类风湿关节炎的早期症状往往不易察觉，可能仅仅是轻微的关节不适或早晨起床时的僵硬感。这些症状可能会被误认为是普通的疲劳或老化的迹象，从而延误了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长期的炎症可导致关节结构的破坏和功能丧失，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 类风湿关节炎并不仅仅是关节的敌人，它还可能影响心脏、肺部、血管和眼睛等其他重要器官。 01 类风湿关节炎的表现 类风湿关节炎的症状和体征是多样的，并且可能因人而异，以下是一些常见的症状和体征，它们可以帮助人们识别这种疾病： 关节疼痛与肿胀： RA患者通常首先经历关节疼痛和肿胀，这些症状在活动后加剧，休息后可能有所缓解 晨僵： 患者可能在早晨起床时感到关节僵硬，这种僵硬通常持续一个小时以上，是RA的典型症状之一 关节外表现 RA不仅影响关节，还可能引起一系列关节外表现，包括类风湿结节、干燥综合征、肺部受累（如胸膜炎或肺纤维化）、心脏受累（如心包炎或瓣膜病变）和血管炎等 全身症状 RA患者可能伴全身症状，如疲劳、体重减轻、低热等 02 类风湿关节炎的诊断 RA的早期诊断对于控制疾病进展和预防关节损伤至关重要。通过临床症状评估、实验室检查和影像学检查可以辅助诊断： 症状评估 RA的特征性表现，如持续至少1小时的晨僵、同时有3个以上关节受累、对称性关节炎等 实验室检查 血常规、尿常规、血沉（ESR）、C反应蛋白（CRP）、抗环瓜氨酸肽抗体、类风湿因子（RF） 影像学检查 包括X线、超声、MRI，这些检查有助于评估关节结构损害和炎症活动。 分类标准 根据类风湿关节炎最新诊断标准，2010年ACR/EULAR制定的类风湿关节炎分类标准。 注：当患者的总得分≥6分时可诊断类风湿关节炎。大关节包括肩、肘、髋、膝、踝关节；小关节包括腕、掌指关节、近端指间关节、跖趾关节2-5；不包括远端指间关节、第一腕掌关节、第一跖趾关节。RF，类风湿因子；CCP，环瓜氨酸多肽；CRP，C反应蛋白；ESR，红细胞沉降率。 03 类风湿关节炎的治疗 RA的治疗原则是“早期治疗，规范治疗，定期监测与随访”，治疗措施包括： 一般治疗 减轻劳动强度，功能性锻炼，休息、物理疗法、急性期关节制动、恢复期关节功能锻炼等 药物治疗 包括非甾体抗炎药（NSAIDs）解热镇痛消炎，病程控制抗风湿药物（DMARDs）如甲氨蝶呤、来氟米特、柳氮磺吡啶等，以及生物制剂如依那西普、英利西单抗和阿达木单抗等。 手术治疗 对于药物治疗无效，出现关节畸形严重影响关节功能的患者，可考虑手术治疗。 04 类风湿关节炎的康复 规范的药物治疗可以缓解患者临床症状，延缓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关节的损伤，而对患者进行个体化的康复治疗，包括理疗、运动疗法、功能训练等，可以帮助患者恢复关节运动功能，提高生活质量。 物理治疗 指利用冷、热、光、电等介质，通过抑制炎症因子发挥作用，可消除肿痛，加速血液循环，促进炎症吸收。 运动疗法 适当的功能锻炼，有助于维持和改善关节功能，保持和增加关节活动范围，还可以增加关节周围肌肉的力量和耐力。 矫形器治疗 早中期类风湿关节炎患者可应用矫形器治疗，包括固定类矫形器、矫形鞋和矫形鞋垫等。 矫形器可以帮助患肢维持最适当的功能位，尽可能允许进行功能性活动。主要目的是减少关节负重、减少关节活动、稳定关节或将关节固定于功能位上，减轻活动时的疼痛。
王金武 2024-09-25阅读量1965
病请描述： 随着CT筛查技术的广泛应用，临床发现越来越多的肺小结节，这些小结节具有不同的大小、形态、密度，或单发、或多发，如何评价小结节的性质，给予合适的医疗建议，对患者至关重要。同时肺结节的概念也呈现逐渐变化的趋势，随着影像组学、影像基因组学、介入肺脏病学技术的不断推进，对肺结节的定义标准也从最初的6cm下降为3cm，而对于1cm到3cm的肺结节临床上也有了广泛认可的检查治疗方案。我们所面临的临床问题也逐渐转向了对可疑恶性的不确定性质肺结节（indeterminatepul-monarynodule,IPN）的临床决策上。 一、难定性肺结节的概念 对IPN的定义目前还没有完全统一，但基于临床实践经验，IPN被定义为：在目前的临床实践中，无法通过非手术活检明确诊断，且高度怀疑为早期肺癌的肺结节。肺内小结节通常在查体或其他疾病诊治时偶然被发现，几乎没有任何临床症状。我国开展的社区肺癌高危人群低剂量胸部CT(LDCT）筛查结果显示，肺结节阳性率高达22.9%(804/3512)，其中恶性结节患者比例达6.34%(51/804)，肺癌检出率为1.5%(51/3512)。研究显示，早期诊断并且完全切除的原位腺adenocarcinomainsitu,AIS）和微浸润腺癌（minimallyinvasiveadenocarcinoma,MIA),10年疾病特异性生存率均为100%，总生存率分别为95.3％和97.8%，而I期浸润性腺癌完全切除后的5年复发率高达10%~30%。综上所述，提高肺癌生存率的关键在于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而早期诊断又是重中之重，IPN概念提出的初衷也是旨在提醒医患双方及时发现隐藏在这些肺结节中的早期肺癌。而目前无法通过手术活检明确诊断的肺结节大小多为长径1cm左右或更小的结节，临床中一方面怕漏诊肿瘤易引起过度治疗，一方面想避免过度诊疗又很容易造成IPN的延误诊断。为此，如何做好IPN的精准判断即早期肺癌精准诊断，成为临床需要不断探讨的一大难题。 二、难定性肺结节的临床决策 IPN的临床决策与管理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既需要专家经验，更需要客观评估工具的评估。 （一）IPN指南建议 目前影像评估是IPN临床决策的主要手段，最大轴长径是肺结节评估的主要指标，并辅以肺部影像报告和数据系统（Lung-RADS）分级标准和临床风险预测模型的建立，为IPN的临床评估提供了帮助。包括我国的早期肺癌筛查专家共识及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Compre-hensiveCancerNetwork,NCCN）的肺癌筛查指南在内的各大指南，均推荐依据肺结节LDCT检查结果给出随访意见。肺结节按数量分为单个病灶即孤立性肺结节和2个及以上病灶的多发肺结节；按密度分为实性肺结节、亚实性肺结节，后者又分为纯磨玻璃密度肺结节和磨玻璃与实性兼有的混杂性肺结节；按大小分为微结节（直径＜5mm)、小结节（直径5~10mm）和结节（直径10~30mm)。实性结节：对于小于6mm的结节建议随访，对于大于15mm的结节建议穿刺或者活检以明确诊断。但对于6~15mm大小的结节建议密切随访及正电子发射体层成像（positronemissiontomography,PET)-CT鉴别。对于亚实性肺结节，实性成分大于8mm的结节，建议明确诊断，而实性成分在6~8mm的结节，建议密切随访，在合并有高危因素的情况下，建议活检或者手术切除。非实性结节，就是更常见的磨玻璃结节，指南推荐以20mm为界，但在临床工作中，这个结节的大小可能被大大高估了，但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数据来挑战此类型结节的随访推荐。 关于患者的危险因素评估，NCCN指南指出，高危因素包括患者的临床因素：年龄、吸烟史、既往肿瘤病史、家族史、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等基础疾病；同时包括影像学特征：肿瘤的大小、形态、密度、18F﹣脱氧葡萄糖PET-CT等。国内早期肺癌诊断中国专家共识对肺癌发生相关危险因素的界定更明确，使医师在实践中询问评估更可行。包括吸烟、被动吸烟，室内外环境污染，长期接触砷、铬、石棉、镍、镉、镀、二氧化硅、柴油和汽油废气及煤焦油等，或接触放射性物质，如铀、镭等职业致癌物质暴露史、既往恶性肿瘤病史、一级亲属肺癌家族史，以及慢性阻塞性肺病、肺纤维化、肺结核等慢性肺部疾病及其他危险因素。 （二）人工智能影像评估在 IPN 临床决策中的作用 随着新硬件和软件的引入、验证和实施，肺部成像取得了巨大进步。从单纯的放射学图像的视觉评估到异常生物标志物的量化，以及有助于确定诊断或预后的"非视觉"标志物的评估等。 CT 的最新发展包括对肺结节进行超低剂量 CT 成像的潜力，以及基于光子计数探测器技术的新一代 CT 系统的出现。影像组学已经显示出预测和预后任务的潜力，特别是在肺癌中，以前放射科医师无法通过目测检查来实现，现在利用医学影像数据上的多维模式得以实现。深度学习技术则彻底改变了人工智能领域，人工智能算法的性能正在逐渐接近人类在各项任务中的表现。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就人工智能影像评估工具在 IPN 临床决策中的作用进行研究。研究结果显示，与研究者对 IPN 患者胸部扫描成像数据独立评估结果相比，在恶性 IPN 中，联合使用人工智能评估工具，可以使 IPN 患者平均恶性肿瘤风险估计值从60.2％提高至69.0%( P <0.001)。在良性 IPN 中，使用与不使用 AI 工具，两者对于 IPN 患者恶性肿瘤风险估计没有显著差异。使用人工智能工具与做出适当管理决策的病例平均比例从79.5％增加至84.1%。结果表明，先前使用人工智能工具提高诊断准确性可能会转化为临床管理决策的变化，并提升恶性 IPN 早期诊断评估的准确率。 （三）生物标志物在 IPN 临床决策中的作用 1．传统的肺癌标志物 生物标志物检测也是 IPN 临床决策的主要参考因素，但目前受限于生物标志物的灵敏度和特异度的问题，虽然被广泛应用，但临床参考价值有限。细胞角蛋白片段19(CYFRA21-1）是在临床常用的肿瘤标志物，但在临床应用中，其在判断是不是恶性结节的问题上，价值有限。但随着高敏及超高敏检测手段的改进，包括CYFRA211在内的生物标志物的检测敏感性得到了明显改善，从而使其临床应用价值也得到了重新评价。研究显示，应用高敏感游离溶液分析法检测的 hs - CY -FRA21-1联合临床特征与影像组学分析（ CBM 策略）在 IPN 的临床决策方面优于梅奥临床风险预测模型，尤其是在梅奥临床模型5%~65％的中风险人群中，良性结节的有创操作率从62.9％减少至50.6%，而恶性结节的诊断时间从60天缩短至21天。其他原发性肺癌血清肿瘤标志物如癌胚抗原（ CEA )、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 NSE )、胃泌素释放肽前体（ ProGRP ）和鳞状上皮细胞癌抗原（ SCC )，亦推荐作为肺癌诊断、随访及疗效评估的参考。但是，上述标志物对早期肺癌的敏感度和特异度均不太理想，可酌情组合检查。 2．新型肺癌标志物 (1）肺癌血清7种自身抗体：肿瘤自身抗体是肿瘤发生时体液免疫针对肿瘤异种抗原所形成的抗体。针对我国人群，国内研究机构自主研发了肺癌7种自身抗体（p53、GAGE7、PGP9.5、 CAGE 、MAGEA1、SOX2、GBU45),高于临床常用的抗原类肺癌标志物，但其真正的临床诊断价值还有待进一步临床验证。 (2）循环肿瘤细胞（ circulating tumor cell , CTC ): CTC 是从实体瘤脱落进入体液的肿瘤细胞。但 CTC 在临床应用中面临诸多难题，如检测方法不够灵敏，早期肺癌患者的外周循环中检出率低等。与传统的抗原抗体依赖 CTC 检测方法相比，叶酸受体靶向 PCR 技术能提高 CTC 的检测效能，对 I 期 NSCLC 患者诊断敏感度可达67.2%，特异度达84.1%, CTC 辅助诊断早期肺癌下一步还需要更多的大样本临床试验数据支撑。 (3）循环肿瘤 DNA ( ctDNA ): ctDNA 是指坏死或调亡的肿瘤细胞释放到血液中的 DNA 。有研究通过二代测序检测 I ~ IV 期肺癌患者 ctDNA ，结果提示： I 期肺癌检出率为50%，特异度为90%, II ~ IV 期肺癌的检出率为100%，提示 ctDNA 对肺癌早期诊断具有一定潜力，但仍缺大样本临床研究证据支持。 (4) DNA 甲基化： DNA 甲基化是一种主要的表观遗传修饰，甲基化模式的改变在肿瘤发生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由于 DNA 甲基化几乎存在于包括癌前病变的肿瘤发生发展全程，因此，它可能是癌症早期诊断的理想生物标志物。随着甲基化特异性 PCR 的应用，在许多样本类型的肺癌中，各种异常的基因启动子甲基化被评估为生物标志物。国内相关研究显示，在肺泡灌洗液中联合SHOX2和RASSF1A甲基化检测对肺癌的总体诊断效率显著高于细胞学检查和血清生物标志物癌胚抗原。但 BALF 检测取样需气管镜操作，同时需要虚拟导航或磁导航定位灌洗部位，应用受到限制。近期有研究血液甲基化检测：采用外周静脉血样本进行靶向 DNA 甲基化测序及深度学习方法，构建肺结节良恶性诊断模型 PulmoSeek ，用于早期肺癌的诊断效果较好。因此，甲基化在肺癌早期诊断中的应用潜能已受到重视，但还需通过大样本临床研究进一步验证。 (5）循环异常染色体细胞检测：染色体异常是肿瘤的重要生物标志物，染色体不稳定如染色体臂／全染色体级的变化、中短规模的单拷贝的变化，以及长尺寸的单拷贝变化等可发生在肿瘤细胞形成的早期。多癌种综合分析显示，全臂／全染色体级别的变化是置信度最高、出现频次最高的分子特征，接下来是中短规模的单拷贝本化及长尺寸的单拷贝变化。超过75％的肺腺癌和肺鳞癌均可观察到这些染色体的变化。国内Feng等的前瞻性研究共纳入205名（2019年10月至2020年1月）四家三级医院影像检测出≤30mm肺结节患者，所有患者经进一步组织病理学检查证实为肺癌或良性疾病。所有患者分别在活检手术前进行血液CAC和肿瘤标志物检测，患者被分为试验组和验证组，采用ROC分析CAC的诊断价值。结果显示，CAC检测不受肿瘤大小及性质影响，检测效能达到准确率均＞80%，阳性预测值均＞90%。 (6）呼出气检测：在呼出气体检测中，主要有两种检测方法，一种是气相检测，另一种是将呼出气液化进行检测。较早的研究者就已发现肺癌患者与健康对照者之间质谱峰值分析图不同，进而提出呼出气体中的多种有机化合物可作为候选的肺癌标志性气体成分，主要是烷烃类及其衍生物、苯及其衍生物。呼出气液化检测甚至可检测出呼出气温度在肺癌患者与正常对照者之间存在差异。呼出气检测在经过大样本的临床验证后，其在早期肺癌患者的筛查诊断应用中前景广阔。 （四）影像基因组学在 IPN 临床决策中的作用 影像基因组学是新一代组学技术，它结合了医学成像技术与高通量基因测序技术，既推测影像特征下病灶的生物学机制，也预测了基因组的宏观影像"非创伤性"生物标志物，是建立影像特征与基因组分子特征之间联系，实现疾病非创伤性诊断，以及预后评估评价的跨学科技术。影像基因组学目前在 IPN 的研究中还较少，但在亚实性结节术后患者的影像基因组学评估中显示出的影像特征与临床特征一致，可以作为潜在基因突变预测的参考。 综上所述，IPN 的精准诊断是目前临床面临的一道难题。借助影像基因组、人工智能技术及液体活检技术的应用综合评定，可能为 IPN 的临床决策提供帮助，以提高 IPN 恶性结节的早期诊治概率，降低过度诊疗概率。
王智刚 2024-09-18阅读量1717
病请描述：肺癌是目前全球范围内发病率和死亡率排名第一的的恶性肿瘤，其中非小细胞肺癌（NSCLC）约占肺癌病例的85%。 非小细胞肺癌包括鳞状细胞癌、腺癌和大细胞癌等多种亚型。深入了解非小细胞肺癌对于预防、早期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 1非小细胞肺癌的类型与特点 1.鳞状细胞癌：常发生于较大的支气管，与吸烟关系密切。癌细胞形态类似于鳞状上皮细胞，生长相对较慢，转移较晚，但对化疗和放疗的敏感性不如其他亚型。 2.腺癌：多起源于较小的支气管上皮或肺泡上皮，是女性和非吸烟者中常见的类型。腺癌通常在肺的周边部位生长，容易通过血液转移到远处器官，如脑、骨和肝脏。 3.大细胞癌：细胞较大，形态多样，缺乏小细胞癌和腺癌的特征。大细胞癌的生长速度较快，转移较早，治疗效果相对较差。 2发病原因 非小细胞肺癌的发病是一个多因素的过程，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吸烟：吸烟是导致非小细胞肺癌最主要的危险因素。烟草中的有害物质，如尼古丁、苯并芘等，可损伤支气管上皮细胞，引发基因突变，导致细胞癌变。 2.环境因素：长期暴露在石棉、氡气、砷、铬、镍等致癌物质的环境中，会增加患非小细胞肺癌的风险。此外，空气污染、厨房油烟、工业废气等也可能与肺癌的发生有关。 3.遗传因素：某些遗传基因突变，如 EGFR、ALK、ROS1 等，会增加个体患非小细胞肺癌的易感性。家族中有肺癌病史的人，其患病风险也相对较高。 4.慢性肺部疾病：患有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肺结核、肺纤维化等慢性肺部疾病的患者，肺癌的发病率高于正常人。 3症状与诊断 早期非小细胞肺癌通常没有明显症状，随着肿瘤的生长和扩散，可能出现以下症状： 1.咳嗽：多为刺激性干咳，持续时间较长，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2.咯血：痰中带血或咯血，血量可多可少。 3.胸痛：肿瘤侵犯胸膜或胸壁时，可引起胸痛，疼痛性质可为隐痛、钝痛或刺痛。 4.呼吸困难：肿瘤阻塞支气管或引起胸腔积液时，会导致呼吸困难。 5.发热：肿瘤坏死或合并感染时，可出现发热。 6.体重下降：由于肿瘤消耗和食欲减退，患者可能出现体重不明原因的下降。 当出现上述症状时，应及时就医进行相关检查。常用的诊断方法包括： 1.影像学检查：胸部X线、CT扫描、磁共振成像（MRI）等，可以帮助发现肺部肿块的位置、大小、形态和周围组织的关系。 2.病理学检查：通过支气管镜活检、经皮肺穿刺活检、胸腔镜或开胸手术活检等方法获取肿瘤组织，进行病理诊断，明确肿瘤的类型和分化程度，这是确诊非小细胞肺癌的金标准。 3.肿瘤标志物检测：如癌胚抗原（CEA）、神经元特异性烯醇化酶（NSE）、细胞角蛋白 19 片段（CYFRA21-1）等，对肺癌的诊断、疗效评估和预后判断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4治疗方法 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方法主要包括手术治疗、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和免疫治疗等，治疗方案的选择取决于肿瘤的分期、患者的身体状况和基因检测结果等因素。 手术治疗 手术是早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首选治疗方法。对于Ⅰ期、Ⅱ期和部分ⅢA 期的患者，如果身体状况允许，应尽可能进行根治性手术切除，包括肺叶切除、全肺切除和楔形切除等。手术后，根据病理分期和危险因素，可能需要进行辅助化疗或放疗，以降低复发风险。 放疗 放疗是利用高能射线杀死癌细胞的治疗方法。对于不能手术切除的局部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放疗可以作为主要的治疗手段，也可以与化疗联合应用。此外，放疗还常用于术后辅助治疗、脑转移和骨转移的姑息治疗等。 化疗 化疗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抑制癌细胞的生长和分裂来治疗肺癌。常用的化疗药物包括铂类（顺铂、卡铂）、紫杉醇、多西他赛、吉西他滨、培美曲塞等。化疗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与放疗、靶向治疗或免疫治疗联合应用。对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化疗可以缓解症状、延长生存期。 靶向治疗 靶向治疗是针对肿瘤细胞特定的基因突变或蛋白质靶点进行治疗的方法。例如，对于 EGFR 基因突变阳性的非小细胞肺癌患者，可以使用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奥希替尼等 EGFR 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对于 ALK 融合基因阳性的患者，可以使用克唑替尼、阿来替尼等 ALK 抑制剂。靶向治疗具有疗效显著、副作用小等优点，但需要进行基因检测，以确定是否存在相应的靶点。 免疫治疗 免疫治疗是通过激活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来对抗肿瘤细胞。目前，临床上常用的免疫治疗药物是 PD-1/PD-L1 抑制剂，如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等。免疫治疗在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中取得了显著的疗效，尤其是对于晚期患者，可以显著延长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 5预防措施 虽然非小细胞肺癌的治疗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预防仍然是降低肺癌发病率和死亡率的关键。以下是一些预防非小细胞肺癌的建议： 1.戒烟：吸烟是肺癌的主要危险因素，戒烟是预防肺癌最有效的方法。不仅吸烟者要戒烟，同时也要避免吸二手烟。 2.避免暴露于致癌环境：减少接触石棉、氡气、砷、铬、镍等致癌物质，在工作中要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改善室内外空气质量，减少空气污染对呼吸道的刺激。 3.健康饮食：多吃新鲜蔬菜、水果、全谷物等富含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的食物，少吃高脂肪、高糖、高盐和加工肉类食品。 4.适量运动：保持适量的运动可以增强体质，提高免疫力，降低患癌风险。 5.定期体检：尤其是高危人群，如长期吸烟者、有家族病史者、慢性肺部疾病患者等，应定期进行胸部低剂量螺旋 CT 检查，以便早期发现肺癌。
郑远 2024-09-02阅读量1443
病请描述： 鼻炎、咽炎、肺结节危害非常大，其中缺氧是造成各种危害的关键，必须要认真对待。 鼻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会引起鼻腔粘膜水肿增厚，鼻腔变窄，鼻式呼吸时，空气经鼻的吸入量大大减少而引起缺氧，张口呼吸及腺样体面容、吐大气（叹息样深呼吸）是人体自救增加空气吸入量、以防止窒息、减轻缺氧的一种方式。 咽炎或鼻咽炎反复发作时，咽部粘膜会增厚，并会伴发咽部淋巴滤泡增生、扁桃体肥大、声带小结、胃食管反流等，进而引起咽部这个“咽喉要道”变窄，导致空气进入肺的量不足而缺氧。 肺结节时，导致肺与空气接触的有效面积大大减少，肺的自我清洁功能变弱，肺的换气功能（即肺呼出二氧化碳及吸入氧气的功能）受到影响，从而引起缺氧。如果伴有肺纹理增粗、肺絮状、条索状改变、肺纤维化等时，缺氧就更明显。 鼻炎、咽炎、肺结节患者在广东省中医院成永明教授工作室所拍的红外热成像热图经常会显示到大脑缺氧，全身缺氧，机体脏腑功能下降，免疫力低下，全身上下多处炎症等情况。验血更可以看到鼻炎、咽炎、肺结节患者的血液缺氧情况，血液检查会发现患者血里面的血氧饱和度明显的下降了。说明鼻炎、咽炎、肺结节患者血里的含氧量严重不足。正常来说，人体的血氧饱和度不能低于90%，而鼻炎、咽炎、肺结节患者的血氧饱和度只有84.7%。鼻炎、咽炎、肺结节引起的缺氧会导致多种危害：大脑缺氧时，会有烦躁健忘易怒，头痛头晕，焦虑，睡眠障碍多梦易醒，难入睡，脾气不好，注意力不集中，多动抽动，遗尿，疲劳懒散，影响工作效率及学习成绩。耳部缺氧，会出现耳鸣，听力下降，听不清晰。眼肌缺氧，会致视力下降，眼疲劳、眼充血，干眼症，飞纹症，也会引起儿童近视散光，且近视度数加深很快。舌缺氧易致舌干涩，舌异样感觉。咽缺氧有咽异物感。肠胃缺氧时，胃肠道功能低下，慢性肠胃炎，脾虚胃热有口气，大便不正常，影响营养吸收，进而影响孩子长高长结实。肝脏缺氧，肝脏代谢异常血脂胆固醇尿酸胆红素转氨酶异常。脾脏缺氧，免疫功能及滤血功能等异常。胰脏缺氧，血糖会升高。肾缺氧，会有尿潜血阳性、尿蛋白阳性、血尿酸升高、血肌酐升高等。生殖器官如卵巢子宫缺氧会宫寒，易生肌瘤，囊肿，性欲下降，性冷淡，月经不调，痛经，盆腔炎，多囊卵巢，卵巢早衰。睾丸前列腺缺氧，会引起肾虚，就不能认真交家庭作业，且易诱发前列腺炎、睾丸炎附睾囊肿等。心肌缺氧，易心悸乏力。胆缺氧，易胆小恐惧焦虑。肺缺氧，易气短喘息久咳。头皮缺氧，会有头皮屑，头发干枯、分叉、白发、脱发。四肢及手脚缺氧，内脏阳气不能通达四肢，就会四肢怕冷，手脚冰凉。 鼻炎咽炎肺结节的危害真不小！在广东省中医院、广州番禺区中心医院、广州荔湾区中医医院成永明教授工作室用无痛蜂疗、个性化膏方、雷火龙灸、骶丛神经刺激术(补肾针)、星状神经节刺激术、补肺针，蝶腭神经节刺激疗法、中医经方、口服免疫球蛋白营养疗法、口服氨基丁酸助长疗法等为患者调理身体，治疗鼻炎咽炎鼻窦炎腺样体肥大肺结节，值得一试。
成永明 2024-08-23阅读量2259
病请描述： 四、肺间质异常的预后特征 1．肺间质异常影像学进展 据报道，有20％的ILA会在2年内发生影像学进展，78％的ILA会在5年内发生影像学进展。Araki等的研究观察到，不伴肺纤维化的ILA可能会进展为牵拉性支气管扩张、蜂窝影，或者出现寻常型间质性肺炎（usualinterstitialpneumonia,UIP）征象。最近，笔者基于体检人群的研究报道了ILA亚型的影像学进展率：在4年的随访时间里，37.9％的非胸膜下ILA、43.6％的胸膜下非纤维化ILA、68.8％的胸膜下纤维化ILA会发生影像学进展。 ILA影像学进展的危险因素包括临床危险因素和影像学危险因素。临床危险因素包括吸烟、环境污染物暴露、药物（如化疗药物、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等）、放疗、胸部手术、肺生理或气体交换功能为正常下限等。影像学危险因素包括：非纤维化型ILA以肺底或外周分布为主，纤维化型ILA以肺底或外周分布为主但不伴蜂窝影（即表现为可能UIP的ILA)，纤维化型ILA以肺底或外周分布为主并伴蜂窝影（即表现为UIP的ILA)。除此之外，一些特定分布的影像学征象也与ILA影像学进展有关，包括胸膜下网格影、广泛分布的网格影、下肺分布为主的病变、牵拉性支气管扩张和蜂窝影。 2．肺间质异常与不良预后相关 ILA进展与肺功能下降有关。有研究显示，发生影像学进展的ILA人群的用力肺活量（FVC）平均每年下降约64ml，比未发生影像学进展ILA人群的FVC年下降量多出约22ml，比非ILA人群的FVC年下降量多出近30ml，但远低于IPF患者的FVC年下降量（约200ml)。另一项研究报道了16例经病理活检确诊为IPF但肺功能正常［FVC和一氧化碳弥散量（DLCO）均＞80％预计值］的患者，其第一年FVC平均下降83ml，与进展型ILA的年平均FVC下降量相似。然而，发生肺功能下降的进展型ILA是否最终会进展为具有显著临床意义的疾病及其进展率如何，目前仍不清楚。既往研究报道CT表现为肺气肿合并肺纤维化患者的FVC下降程度低于这2种征象单独存在时的FVC下降程度。Menon等进一步证实该结论在肺气肿合并ILA时同样适用：在非ILA人群中，CT显示肺气肿每增加5%,FVC下降110ml；但在ILA人群中，CT显示肺气肿每增加5%,FVC仅下降11ml；提示ILA可缓解肺气肿导致的FVC下降程度，推测与纤维化导致的肺弹性回缩力增加和肺气肿导致的肺弹性回缩力下降相互抵消有关。因此认为，当CT表现为重度肺气肿的患者未出现预期的FVC下降程度时，临床医师应警惕其合并ILA或ILD的情况。 ILA也与死亡风险增加有关。FHS研究和AGES-Reykjavik研究共同证实进展型ILA可显著增加人群全因死亡率。进一步对AGES-Reykjavik研究进行死亡原因分析发现，在5.4年的随访时间内，ILA死亡人群中仅有13％死于呼吸系统相关疾病，其中47％死于ILD，提示ILA死亡可能与衰老或其他原因相关，而非直接与ILD相关。 五、肺间质异常人群的管理 1．肺间质异常人群的监管和转诊策略 Fleischner 协会共识和 ILA 倡议均强调应对高危进展型 ILA 人群进行规范化监管，但监管的时机和方式仍未完全阐明，两者均建议高危进展型 ILA 人群至少应在12个月时开展首次随访（ Fleischner 协会共识建议3~12个月， ILA 倡议建议6~12个月）。 ILA 倡议建议每次随访时都应进行全套肺功能检测，但对是否复查 HRCT 未达成共识。 Fleischner 协会共识建议每12~24个月复查 CT ，一旦出现症状或肺功能进展，应及时行 CT 。 数据显示，临床实践中仅45％的 ILA 被报告，仅28％的 ILA 被推荐转诊至呼吸专科，导致大量 ILA 人群未接受规范化管理。 ILA 倡议建议放射科医师应对肺癌筛查人群在 CT 检查时发现的 ILA 进行规范报告，如参照美国放射学院制定的" Lung - RADS "报告系统，将肿瘤筛查时发现的可能具有重要临床意义的非肿瘤性发现报告为" S - modifier "。鉴于大多数肺癌筛查采用低剂量 CT , ILA 倡议认为，若 CT 观察到非重力依赖的胸膜下网格影、牵拉性支气管扩张、蜂窝影、小叶中心性磨玻璃结节或片状磨玻璃影等 ILA 征象，应推荐患者行 HRCT 和全套肺功能检查。 同时， ILA 倡议对 ILA 转诊制度进行了规范：对于肺癌筛查者行 CT 时发现蜂窝影的人群，应在影像学检查报告中推荐其至呼吸专科就诊。对于伴有症状或呼吸功能受损的 ILA 人群，或 CT 表现为异常征象广泛分布的人群（定义为在6个肺区域中，病灶累及≥3个肺区域），也应转诊至呼吸专科进行 ILD 的全面筛查和管理。 2．有创／微创检测技术在肺间质异常人群管理中的应用前景 有创／微创检测技术（如支气管肺泡灌洗、冷冻肺活检、外科肺活检等）在 ILA 人群管理中的应用价值还有待探索。有证据显示，无症状、肺功能正常且无异常实验室检查证据指向 ILD 的 ILA 患者，其病理活检可表现为 UIP 。是否对 ILA 人群实施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或肺活检应根据每个个体的具体情况讨论后决定。有学者指出，不伴纤维化或不以胸膜下分布为主的 IL 患者的预后相对良好，可不行有创／微创检查； HRCT 表现为 UIP 的 ILA 人群可经多学科讨论后划分为亚临床 IPF 进行管理，也无须对其进行有创／微创检查；对于 HRCT 表现为纤维化或以肺底和外周分布为主的高危进展型 ILA ，对其进行支气管肺泡灌洗液检查或肺活检有助于区分早期 ILD 与 ILA 。 3．肺间质异常的治疗前景 有证据显示，对肺功能良好的早期 IPF 患者开展抗纤维化药物治疗可获得与肺功能受损 IPF 患者相似的疗效，提示对高危进展型 ILA （如纤维化或胸膜下 ILA ）患者实施早期抗纤维化治疗可能有利于降低进展风险。然而，由于 ILA 仅为一个影像学表现，其发展轨迹目前仍不清楚，因此，在临床实践中对其进行药物治疗仍存在多方面限制。未来需开展更多严格设计的研究来评估对 ILA 患者进行早期抗纤维化治疗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随着影像学技术在疾病筛查人群中的广泛应用，越来越多的 ILA 患者被发现。未来需要更多的研究来探索其自然转归，寻找有助于识别有临床意义的进展型 ILA 标志物，规范 ILA 的报告和转诊制度，寻找可能的干预措施和合适的干预时机，为 ILA 的规范化管理策略提供循证医学证据。 综上所述，影像报告间质性肺病、肺间质异常，鉴于其疑难性、复杂性、多变性、尚未统一共识性，建议向有经验的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科医生咨询是最为妥当的。
王智刚 2024-08-19阅读量1563
病请描述：肺动脉高压（PAH）和与左心和肺疾病相关的肺动脉高压通常易于区分并相应治疗。然而，随着PAH流行病学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患者在诊断时呈现不同程度的合并症。除了传统的PAH外，还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表型：一种类似于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表型和一种肺表型。重要的是，目前提出的PAH治疗算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于PAH临床试验，其中心肺合并症患者往往被低估或排除在外。然而，与心血管代谢和肺部合并症相关的严重肺动脉高压患者中面临的一些问题，而这些问题相对来说证据较少，如： 1. 患者是否伴有一种慢性疾病，或者是与心脏或呼吸系统疾病相关的2型或3型肺动脉高压，而不是原发性肺动脉高压？2. 患者是否有足够严重或足够组合的心肺合并症，以定义为2型或3型肺动脉高压，而不是具有HFpEF样或肺表型的原发性肺动脉高压？3. 目前批准的血管活性药物在这种情况下是否有效且安全？4. 目前可用的风险分层工具在这些人群中是否经过验证？5. 在这些患者的基线和长期随访期间，治疗算法是否应进行调整？ 因此，对于患有常见PAH并伴有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最佳治疗方法仍然大部分未知，并需要进一步研究。 PH的整体流行病学 肺动脉高压（PH）是一种相对常见的疾病，每10万人口中最低患病率为127例，影响全球总人口的1%。PH在血流动力学上定义为平均肺动脉压>20 mmHg，并分为五个不同的组别。肺动脉高压（第1组PH）代表了导致肺血管阻力逐渐增加的PA血管病变的原型，最常见的是特发性，但也可能与各种情况相关，如结缔组织疾病、遗传突变、HIV感染、药物和毒素、先天性心脏病和门静脉高压等。慢性血栓栓塞性肺动脉高压（CTEPH,第4组PH）的患者数量也在增加，因为对该病情的认识提高和更积极的筛查，影响1%至3%的急性肺栓塞幸存者。尽管如此，左心疾病（LHD，第2组PH）和肺部疾病（第3组PH）仍然是PH的主要原因，特别是在年长个体中，影响到HFpEF、严重瓣膜疾病和晚期梗阻性和实质性肺疾病的许多患者。无论基础疾病如何，PH的存在都与明显增加的发病率和死亡率相关。 因此，在诊断时进行广泛的诊断性工作是至关重要的，以便进行精确的临床分类，从而进行适当的管理。在大多数情况下，第2、3和4组PH的患者在初始诊断算法中呈现出明显的异常。尽管如此，在确立与左心疾病相关的PH的诊断时可能会有挑战性，特别是在HFpEF伴有PH的情况下，患者接受利尿剂，肺动脉楔压（PAWP, 12-15 mmHg）边界性增高，有明显的肥胖影响胸内压力。同样，尽管与中度至重度阻塞性/限制性肺疾病相关的轻度至中度PH将始终被认为是第3组PH，但对于仅有轻度肺功能损伤的患者，第3组PH与与常见疾病（如COPD）的轻度形式同时发生的PAH之间的区别可能较为困难（这也是为什么新的指南将第2组或第三组更新为pulmonary hypertension associated with (而不是 due to) left heart disease/lung diseases and/or hypoxia）。事实上，并没有就足以定义第3组PH的肺疾病严重程度达成共识。这一复杂性在于在没有明显的实质性疾病或以前吸烟的情况下，PAH中反复报告了轻度阻塞性、限制性和混合通气障碍，被认为是PAH表型的一部分。因此，在某些患者中，个体分类并不简单。 PAH 流行病学的变化 特发性肺动脉高压（PAH）在历史上主要影响身体健康的年轻女性个体。然而，PAH患者的人口特征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特别是在工业化国家。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登记注册相比，最近的登记注册中，PAH患者的平均年龄从36岁增加到50至70岁，男女比例更加平衡，尽管在不同国家之间略有差异。随着年龄增长，合并症的患病率也在增加。在当前人口水平上，大约25%的成年人患有两种或更多种慢性疾病，65岁以上的患者合并症更多。 合并症对 PAH 的影响 尽管目前尚无共识如何描述PAH患者的合并症，但在PAH患者中，合并症的患病率正在增加。大规模的PAH登记注册已经记录了特发性PAH患者中心脏、呼吸和代谢合并症的高患病率，包括全身性高血压（27%-68%）、肥胖（18%-33%）、糖尿病（12%-31%）、冠状动脉疾病（9%-25%）、心房颤动（5%-27%）和阻塞性气道疾病（22%）。患有与特定心脏疾病和肺部疾病或共享危险因素相关的PAH患者的合并症比例可能更高。例如，多达90%的硬皮病患者在CT扫描上显示出间质性改变的证据，40%至75%的患者显示出肺功能测试异常。因此，PAH流行病学的变化使其与与左心疾病和肺部疾病相关的PH的区分变得更加具有挑战性，特别是对于那些具有更为边缘的血流动力学严重性和合并症增加的患者而言。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在排除了患有2型至4型PH的患者后，PAH患者中存在几种不同的表型。已经确定了两种主要的表型，分别占特发性PAH患者的33%到50%。第一种是HFpEF样表型，通常涉及年龄较大、通常为女性的患者，其HFpEF的风险因素包括肥胖、糖尿病、全身性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与传统PAH患者相比，其生存率较低。第二种表型是肺部表型，由年长、以男性为主、之前或现在吸烟的个体组成，其肺功能测试相对保留，但肺一氧化碳弥散能力（DLCO）显著偏低，肺部影像显示有轻度的实质受累，且频繁出现低氧血症，与较差的长期预后相关。详细的组织病理分析表明，这些患者可能存在一种与传统PAH不同的血管病变，其特点包括无丛状病变以及除微血管重塑外的血管稀疏化。此外，登记研究表明，定义为吸烟史和DLCO < 45%的特发性PAH患者与3型PH患者具有相似的特征，包括人口统计学、功能受损、对治疗的反应以及尽管肺动力学与经典特发性PAH相同，但特别高的死亡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没有吸烟史，在同一登记簿中，大约33%的HFpEF样表型患者也表现出DLCO < 45%的情况，这一发现可能与肺静脉重塑有关。重要的是，因为与双等位EIF2AK4突变相关的放射学和组织学变化的范围比以前认为的更广，所以对于年轻人或具有其他PAH静脉/毛细血管受累风险因素的患者，应怀疑存在肺静脉闭塞性疾病。 图1. 对于患有肺动脉高压（PAH）的患者，心肺相关合并症与疾病表型之间的关系的示意图。即使在被认为患有PAH的患者中，随着年龄和合并症负担的增加，尤其是在血流动力学损伤较轻或肺动脉楔压边缘性增加的情况下，出现显著肺血管病的可能性会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对PAH特异性治疗的反应可能会较不显著。相反，PAH的风险因素，如结缔组织疾病的存在，增加了相关的肺血管病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与肺实质异常相关的肺血流动力学严重不一致的情况下。DLCO = 一氧化碳肺扩散能力；HFpEF = 保留射血分数的心力衰竭；PAWP = 肺动脉楔压力；PFT = 肺功能测试。 评估合并症对 PAH 特异性治疗反应的影响 支持当前提出的PAH治疗算法的证据主要来自于PAH试验，这些试验中心脏肺合并症患者通常被低估或排除在外。尽管如此，由于存在两种以上心脏代谢风险因素而被排除在AMBITION试验主要分析集外的105名患者的亚组分析提供了一些见解。总体而言，这些患者的联合治疗效果不太明确，对临床恶化和运动能力影响不显著，且由于不良事件而永久停药的比例较高。自那时以来，具有三个或更多HFpEF风险因素的患者通常已被排除在PAH试验之外。相反，在Selexipag （司来帕格，GRIPHON）研究的事后分析中，心脏代谢风险因素的数量对selexipag对临床恶化的治疗效果影响有限。重要的是，GRIPHON研究排除了肺血管阻力<5 Wood单位的患者，最终得到的患者人群与上文所述的HFpEF样表型不同。实际上，随机对照试验中严格的入选标准通常导致对轻度心肺状况和缺乏其他普遍合并症（如慢性肾脏疾病、神经认知功能障碍和全身虚弱）的受试者的显著选择偏倚。这在新启动的肺动脉高压治疗比较前瞻性登记（COMPERA）登记簿中得到了最好的体现，在该登记注册研究中，患有三种或更多合并症的特发性PAH患者比GRIPHON研究中招募的具有相同数量心脏代谢合并症的PAH患者年龄更大，运动能力更低。利用实际数据进行的研究也显示，心脏代谢风险因素在特发性PAH患者中日常过度代表性，并且在这些患者中，功能状态、N末端前脑钠肽和风险评分的改善不太明显。综上所述，这些发现表明，试验中观察到的合并症不太可能代表日常实践中观察到的合并症，这对上述亚组分析的外部有效性提出了质疑。 合并症数量、严重程度和可替代性 最近一系列研究表明，合并症数量的增加是一个相关的预后决定因素。然而，有趣的是，四分层风险工具预测了结果，而不管心脏代谢合并症的存在与否，这表明年龄和合并症，这些因素并未被专门纳入欧洲呼吸学会/欧洲心脏学会风险评分，通过对功能状态、运动能力和循环生物标志物水平的影响间接地影响风险分层。尽管提供了PAH治疗在这些感兴趣的亚组中的疗效证据，但探索心脏代谢合并症数量与治疗反应之间的关联缺乏足够的细微差别来真正理解同时存在的疾病类型和严重程度的治疗含义。更重要的是，特定的合并症及其组合可能不同程度地相关。例如，我们基本上没有关于PAH患者使用血管活性药物（VASP）安全性和疗效性的数据，特别是具有肺部表型的患者。值得注意的是，PAH关键的随机临床试验包括了FEV1和总肺活量分别低至预测值的50%至55%和60%至70%的患者，而直到最近，非常低的DLCO才成为PAH试验的排除标准之一。然而，导致PAH药物获批的关键试验中没有捕获到受试者的肺功能测试数据，从而阻碍了支持PAH治疗在可能进入关键试验的具有肺部表型的PAH患者中的疗效和安全性的亚组分析。这令人担忧，因为安普利生坦和利奥西瓦坦与特发性肺纤维化和与特发性间质性肺疾病（ILDs）相关的PH患者的不良事件风险增加有关。类似地，PAH患者使用PAH治疗时会导致气体交换进一步受损，而登记簿数据表明，特发性PAH患者具有肺部表型对治疗的反应有限。 现行指南和心肺合并症患者 目前对不同PH群体的治疗管理策略基本不同。PAH特异性治疗的组合，无论是初始联合治疗还是序贯治疗，已经被充分证明可以显著改善PAH患者的运动能力，并延缓临床恶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证据主要来自于招募特发性（以及较小程度的遗传和药物/毒素相关）PAH或与结缔组织疾病相关的PAH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而其他类型的PAH在大多数PAH治疗试验中未被纳入或低估。尽管如此，当前的指南建议增加治疗以达到低死亡风险的目标，意识到这样的风险评分可能并非所有患者都能达到。因此，在年长患者中，对于具有重大虚弱或伴发严重疾病的患者，对于更积极的治疗，包括使用静脉前列环素和前列腺素受体激动剂，常常会有所保留。相反，非严重PH（例如，目前定义为肺血管阻力<5 Wood单位）、中度至重度实质性疾病、边缘性肺毛细血管压（13-15 mm Hg）以及缺乏PAH风险因素对经典PAH不利。除了吸入曲前列醇被证明可以改善与ILD相关的PH患者的运动能力外，PAH治疗在与LHD和肺部疾病相关的非严重PH患者中，通常是无效的或与液体潴留、增加的不良事件和增强的失配相关。甚至在组合的前/后心内膜PH或成功主动脉或二尖瓣置换或修复后，优化基础疾病的治疗和保守措施仍然是管理2型和3型PH患者的关键因素。虽然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有时被考虑用于与合并的前/后心内膜PH或伴有重大肺部疾病的选择性患者，但基于非对照研究，专家中心内的个体化护理是推荐的。符合这种谨慎的方法，最近的指南提出了一种独特的方法，用于具有同时存在的轻度心肺合并症但不足以引起严重PH的PAH患者，对于这些患者，无论其风险类别如何，都建议初始PAH单药治疗，并对随后的治疗方法提供有限的指导。 当前指南和患者护理的细微差别 传统PAH和严重LHD（2型）及肺部疾病（3型）相关的非严重PH通常很容易加以区分，并相应进行治疗。随着当前长期存活率的提高，患者以前的经典PAH发展出合并症并不罕见，增加了疾病管理的复杂性。尽管如此，它们的适当管理可能已经有助于改善观察到的结果。相反，对于在诊断时具有PAH和伴发心肺合并症的患者，最佳治疗方法仍然大部分未知，需要进一步研究。这一复杂性由这些个体患者的独特表型加剧，合并症的数量、严重程度和关联/协同作用的变化给肺循环带来了异质性的负担。在缺乏强有力的基于证据的指导下，对于具有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治疗仍然主要是经验性的，并且在各个中心之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图3. 对于患有传统肺动脉高压（PAH）、2组和3组肺动脉高压（PH）、以及合并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的治疗方案。对于患有传统PAH的患者，最常见的是建议采用PAH特异性治疗的组合治疗，根据需要进行额外治疗，以达到低风险评分的目标。对于某些患有传统PAH的患者，在个体化的基础上优化治疗，同时认识到并非总能达到低风险的状态，尤其是在年龄较大、体弱或存在其他非心肺合并症的患者。相反，对于2组和3组PH患者的治疗通常限于优化治疗基础的左心疾病和肺部疾病，例外情况是与间质性肺病（ILD）相关的PH。已经证明吸入曲前列醇可以在16周内改善ILD患者的运动能力并可能延缓临床恶化。虽然长期数据尚不清楚，但最近的指南建议在这些患者中考虑使用吸入曲前列醇。值得注意的是，肺功能检测显示存在肺梗阻的患者被排除在研究之外，亚组分析显示肺血管阻力（PVR）升高、肺的一氧化碳扩散能力（DLCO）低下和运动能力低下的患者可能会从吸入曲前列醇中获益最多，而在具有纤维化和肺气肿的患者中，运动能力的改善是温和的，需要极度谨慎解释亚组分析。尽管已批准的PAH药物不建议用于2组和3组PH，但建议在专家中心内个体化治疗这些患有严重前颈前后颈PH（例如PVR > 5 WU）的患者。已使用多个心力衰竭保留射血分数（HFpEF）的风险因素来定义患有严重前颈前后颈PH的患者，其中包括肥胖、糖尿病、系统性高血压和冠状动脉疾病。重要的是，社会性慢性疾病在普通人群中非常常见。在明确前颈前后颈严重PH的存在的情况下，这些风险因素的患者可能会考虑采用组合疗法。否则，最常见的是使用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单独治疗。对于在单药治疗中表现出持续的前颈前后颈PH且客观临床和血流动力学改善的患者，将提出额外治疗，而对于在随访中临床恶化或出现明显的后颈PH的患者，将提出保守治疗方法，因为他们通常不是肺移植的最佳候选者。最后，与非常低的DLCO和/或肺实质异常相关的严重PH的患者将被认为患有肺表型的PAH。由于其对治疗的有限反应、预后不佳以及存在PAH治疗导致氧合受损的风险，最初将提出单药治疗，最常见的是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除非患者存在明显的与PAH相关的风险因素，如结缔组织疾病。尽管没有证据支持，但在ILD孤立情况下，吸入曲前列醇也可以考虑。值得注意的是，吸入曲前列醇只在与西地那非或波生坦的背景治疗一起使用时显示出益处，而在INCREASE试验中招募的患者表现出与肺表型而不是PAH相关的2组3组PH相兼容的中等到严重的实质性疾病。值得注意的是，安立生坦和利奥西胍已与原发性肺纤维化和与原发性ILD相关的PH患者的不良事件增加有关，因此通常不使用。对于在治疗中持续恶化的患者，将考虑保守治疗并转诊至姑息治疗，除非符合肺移植的条件。 在加拿大的中心，对于表现为HFpEF样或肺部表型的严重前毛细血管PH的患者的治疗与经典PAH的管理明显不同（图2）。全身性高血压、糖尿病、脂质代谢紊乱和肥胖是人群中普遍存在的情况。虽然据报道这些心脏代谢合并症的数量增加与血流动力学改善的减少、在治疗中达到/维持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降低以及在糖尿病存在时的预后更差，但在明确的前毛细血管PH背景下，包括升高的肺血管阻力、PAWP < 12 mmHg、负液体负荷试验和超声心动图上无明显舒张功能障碍或中度至重度左心房扩大，这些病人通常会被视为经典PAH进行治疗。这一方法得到了AMBITION试验的亚组分析的支持，该分析表明在这种情况下，联合治疗有一定的益处。然而，在标记的肥胖影响血流动力学曲线的情况下，将特别注意初始诊断工作。相反，在存在边缘性PAWP、超声心动图显示有临床意义的左心病变或在诊断时不太常见的PAH风险因素（如心房颤动）的情况下，即使在存在严重前毛细血管PH的情况下，也会优先采用保守治疗。最常推荐的初始单药治疗是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因为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可能与液体潴留风险增加有关。也会向患者透明地披露实际治疗期望。尽管非侵入性评估已被证明在随访中适当地对PAH患者进行风险分层，但HFpEF样表型的患者将在3至4个月后进行全面重新评估，包括重复右心导管检查。如果初步治疗对前毛细血管PH的客观反应持续存在，则将建议通过添加内皮素受体拮抗剂来升级治疗。相反，对于明显的HFpEF样表型患者，在PAH治疗中心出现临床恶化或PAWP升高的情况下，特别是年龄较大、虚弱或伴有其他相关合并症的患者，则会提出保守治疗方法。 对于具有肺部表型的PAH患者的治疗甚至更加不明显。与PAH相关的情况，包括易于患PAH和ILD的结缔组织疾病，应进行密集筛查，因为这会增加存在重要的PA血管病变的可能性（图1）。尽管观察性研究表明，在这种情况下，对治疗的反应和长期预后仍然有限，但具有相对保留肺功能的患者很可能参与了以前导致PAH药物批准的关键试验，并且应该被类似地治疗。然而，在没有结缔组织疾病的情况下，最合适的一线治疗仍然是未知的。对于患有轻度ILD的患者，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应考虑使用吸入曲前列素。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吸入曲前列素只在与西地那非或波生坦背景治疗相结合时显示了益处，而在INCREASE试验中招募的患者中，他们通常表现出与3型PH而非PAH的肺部表型相符的中度至重度实质性疾病。然而，亚组分析表明，在其中，那些在不存在伴发肺气肿的情况下患有最严重PH（肺血管阻力升高、DLCO低、运动能力低）的患者可能会从吸入曲前列素中获益最多，需要极度谨慎地解释亚组分析的结果。否则，在患者经过3至4个月的全面评估后，包括血流动力学评估后，通常会建议首先进行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的单药治疗。对于对初始治疗有反应的患者，将考虑治疗升级，权衡在吸入曲前列素不可用的情况下添加内皮素受体拮抗剂的个体化风险与益处比。与以上情况类似，对于明显的肺部表型并在PAH治疗中出现临床恶化的患者，以及不适合肺移植的患者，将提出保守的治疗方法。 总结 随着PAH流行病学的变化，越来越多的患者在诊断时伴有不同程度的合并症。目前的证据显示，心肺合并症与治疗反应有限、达到低风险状态的可能性低和高死亡风险相关。尽管如此，迫切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确定哪种程度的严重性或心肺合并症的组合区分2型至3型PH与特发性PAH的HFpEF样或肺表型，以及这些特定表型的风险分层工具的相关性，以及这些患者最合适的治疗算法。这包括对当前PAH治疗及其组合的风险与收益评估，以及理想情况下解决这些复杂多样的疾病的血管、心肌代谢和实质组分的新靶点。 参考文献： Provencher S, Mai V, Bonnet S. Managing Pulmonary Arterial Hypertension With Cardiopulmonary Comorbidities. Chest. 2024 Mar;165(3):682-691. doi: 10.1016/j.chest.2023.08.023. PMID: 38461018.
姜蓉 2024-03-26阅读量16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