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请描述： 随着新型重组腺病毒的出现，导致相关呼吸道感染增多。人类腺病毒，即HADV 于1953 年首次分离自呼吸道感染婴儿的扁桃体中。最初腺病毒感染多见于免疫缺陷患者与婴幼儿,免疫系统正常的成年人极少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重症腺病毒肺炎的发生率极低。近年来,免疫功能正常成年人呼吸道腺病毒感染发生率增加，20%~40%的感染患者可进展至肺炎,少数患者可发展至重症腺病毒肺炎,引发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导致患者死亡。2008年以来,我国不同地区出现多起腺病毒呼吸道感染暴发流行,疫情具有发展快、感染性强的特点,进展至重症肺炎严重危及患者生命。腺病毒感染,除引起呼吸系统症状外,还可引发胃肠消化系统、泌尿系统及眼部感染性疾病。腺病毒传染源主要是腺病毒感染患者,感染初期传染性最强。腺病毒传播途径主要是通过飞沫传播,另外部分腺病毒也可通过消化道途径传播。在患者的呼吸道分泌物、排泄物中含有大量病毒颗粒,因此密切接触腺病毒感染患者的医务工作者，如机体免疫力下降,隔离防护措施不当,易导致腺病毒传播感染。一般认为,呼吸道腺病毒感染常见于婴幼儿、免疫低下患者,免疫功能正常成年人腺病毒感染概率相对较低。但随着新型重组腺病毒出现,人群免疫力缺失,免疫力正常的青壮年也出现腺病毒呼吸道感染,甚至发展至重症腺病毒肺炎。因此,腺病毒各个年龄阶段普遍易感。在我国,社区获得性腺病毒肺炎每年2~5月份高发,无基础疾病的青壮年多见。其中22%的社区获得性肺炎(CAP）与病毒感染相关，2% CAP由腺病毒感染诱发。目前,军营中腺病毒感染高发,有研究分析表明,可能与军队中人口密度大、高强度训练以及战备导致精神压力大有关。因此,加强对腺病毒肺炎的认识,尽早干预重症患者显得十分重要。 一、腺病毒感染的临床表现 根据2013年颁布的《腺病毒感染诊疗指南》,腺病毒染后主要表现为隐性感染、腺病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病毒肺炎,少数可进展至重症肺炎。隐性感染患者免疫力较强,感染具有自限性,患者无任何临床症状,但具有传染性。 腺病毒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是腺病毒主要表现形式。多数以急性发热起病,同时伴有咳嗽、咳爽,不伴细菌感染时咳白痰，伴细菌感染时可咳黄色脓痰。咽痒和灼热感,有时可伴咽痛，查体可见咽部充血,软腭、悬雍垂、咽及扁桃体表面灰白色疱疹;肌肉酸痛、全身乏力,恶心、腹泻、食欲减退,双侧颈部淋巴结稍肿大,咽后壁淋巴滤泡增生。有时可见畏光、流泪、结膜充血的急性结膜炎症状。患者病程1～14天,平均5～7天,具有自限性。 腺病毒累及肺实质与肺间质可发展为腺病毒肺炎;患者持续高热(38.5℃以上),头痛、全身酸痛、倦怠等全身症状较突出;咳嗽、咳痰症状加重,伴气促、胸闷,胸部影像学提示肺部病变,但常无显著胸部体征。腺病毒肺炎进一步发展至重症腺病毒肺炎,患者除肺炎的症状外,表现为呼吸困难、发绀、嗜睡、精神萎靡,甚至发生休克、心力衰竭和急性呼吸衰竭或ARDS等并发症。腺病毒肺炎引发高热、咳嗽、咳痰、肌肉酸痛等症状与其他病毒性肺炎相比,并无特异性,很难从临床症状上鉴别。 二、重症腺病毒肺炎诊治 1、病原学确诊标准:口咽拭纸、鼻咽拭纸、鼻咽吸引物、支气管肺泡灌洗液等呼吸道标本PCR检测腺病毒特异性核酸阳性;血清腺病毒特异性IgM抗体阳性（注意腺病毒感染后一周开始产生这种抗体）;急性期与恢复期双份血清标本腺病毒特异性lgG抗体4倍以上升高（注意腺病毒感染后7-10天开始产生这种抗体）。临床诊断病例同时具备以上1种或几种实验室检套結果者。重症腺病毒肺炎患者,首选反转录PCR/实时定量PCR来确定病原体,并给予针对性的抗感染方案。 2、重症腺病毒肺炎诊断标准:符合重症腺病毒肺炎临床症状、病原学诊断标准及影像改变,符合下列1项主要标准或≥3项次要标准者可诊断为重症肺炎;主要标准:①需夏气管插管行机械通气治疗;②脓毒症休克经积极液体复苏后仍需要血管活性药物治疗。次要标准:①呼吸频率≥30次分:②氧合指数≤250mmHg(1mmHg=0.133kPa);③多肺叶浸润；④意识障碍和(或)定向障碍;⑤血尿素氮≥7.14mmol/L;⑥收缩压<90mmHg需要积极液体复苏。 3、重症腺病毒肺炎治疗 重症腺病毒肺炎患者病情危重,除了针对病原体抗感染治疗外,还需要氧疗、机械辅助通气、液体平衡、糖皮质素素抗炎及营养支持等综合治疗措施。 （1）化学药物抗病毒治疗 重症腺病毒肺炎病死率高,抗病毒化学药物无针对性治疗,利巴韦林、更昔洛韦已应用于临床,但有效性,目前还有争议。利巴韦林是一种嘌呤核苷酸类似物,通过抑制RNA加帽、抑制病毒多聚酶的作用或者增加新合成DNA突变率,来抑制DNA或者RNA病毒。有个案报道发现,早期口服利巴韦林,能有效减少重症腺病毒感染患者病毒载量，改善患者病情。利巴韦林用于重症腺病毒感染,缺乏大样本随机对照研究,其效果还存在着众多争议。更昔洛韦为2-脱氧鸟嘌呤核苷酸类似物,可以抑制病毒复制,对于产蛋白激酶同系物的巨细胞病毒与单纯疱疹病毒有效,但腺病毒缺乏蛋白激酶同系物,因此更昔洛韦的抗腺病毒效果不佳。 西多福韦是新型胞嘧啶核苷膦酰基甲醚衍生物,竞争性抑制脱氧胞嘧啶-5-三磷酸盐,抑制病毒的DNA聚合酶并渗入病毒的DNA,使其失去稳定性,进一步减慢DNA的合成而达到清除病毒,不易产生耐药性。西多福韦主要不良反应为肾毒性,也是限制其应用于临床的主要原因。目前对于腺病毒肺炎,指南推荐用量为,西多福韦1mg/kg静脉滴注,每天1次,连用2周;由于药物肾毒性强,每次输注前需要口服丙磺舒2g,然后分别在输注后2小时与8小时各口服1g,同时需要实时监测肾功能。研究表明,对于免疫缺陷患者与免疫功能正常患者,应用西多福韦可显著降低腺病毒载量,改善患者临床症状与影像学表现,提高患者的预后。重症腺病毒肺炎进展常常导致ARDS发生,Minhyeok等研究发现,在重症腺病毒诱发的ARDS患者运用西多福韦抗病毒,结合体外膜肺氧合技术患者28天生存率显著提高。对于免疫功能正常的成年人,早期运用西多福韦抗病毒可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布林西多福(Brincidofovir,CMX001)是西多福韦的前体,具有更强的抗腺病毒特性,而其肾毒性大为降低,在近期抗腺病毒临床试验中,布林西多福展现出很好的安全性,高效抗腺病毒特性，有望成为重症腺病毒肺炎特效抗病毒药物。 西多福韦注射液、布林西多福针剂目前我国还没有上市。 (2)免疫与基因治疗 目前,腺病毒肺炎还无特效治疗药物,临床上使用的抗病毒药物存在抗病毒效用低不良反应大等问题,严重制约了腺病毒肺炎的治疗。目前T细胞免疫治疗与基因治疗成为抗病毒治疗的研究热点。腺病毒特异性T细胞免疫对于清除体内腺病毒感染细胞、控制腺病毒增殖至关重要,体内输注腺病毒特异性T淋巴细胞可能对于腺病毒感染有效,但有效性有待大样本临床试验验证。目前,几种基于核酸的技术,如短干扰RNA(siRNA)、反义寡核苷酸、适体、脱氧核酶和核酶用于治疗呼吸道病毒。在动物模型中,基因治疗可有效抑制呼吸道合胞病毒、麻疹病毒、流行性感冒病毒、腺病毒,降低动物病毒载量。基因治疗抗腺病毒疗效只在动物模型上得到,验证,其安全性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可为未来抗病毒治疗提供新的思路。 三、腺病毒感染预防 目前,腺病毒感染的主要预防措施包括接种腺病毒疫苗与强化公共卫生措施。腺病毒疫苗可以预防腺病毒发生或者减轻腺病毒相关症状,对于预防腺病毒感染有一定的作用。在军队的新兵营中,腺病毒往往在新兵中暴发流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为新兵接种腺病毒4、7、14型疫苗,研究证实可有效预防腺病毒肺炎与急性上呼吸道感染。因此,对于腺病毒易感人群,可在流行季节接种腺病毒疫苗,降低腺病毒感染率。腺病毒可长时间存活与湿润环境中,主要通过飞沫传播,可被氯、加热等消毒方式杀灭;对于医疗机构、学校、新兵营等腺病毒容易暴发场所，应该加强消毒处理。对于密切接触腺病毒感染患者的人群,应勤洗手,佩戴合格的医用口罩,加强自身防护。 四、腺病毒感染的早期中药治疗 由于腺病毒感染后一周开始产生IgM抗体），腺病毒感染后7-10天开始产生IgG抗体。目前腺病毒分离培养、核酸检测、快速病毒抗原检测在基层医院甚至二三级医院也没有普及开展。腺病毒感染临床表现也并无特异性,腺病毒感染导致的呼吸道感染、消化道感染、泌尿系统感染、眼睛结膜发炎等，在病毒病原学不明确的情况下，中药辨证论治早期治疗起到关键治疗作用，风热感冒颗粒、连花清瘟胶囊、金莲清热泡腾片、小柴胡颗粒、柴芩清宁胶囊、疏风解毒胶囊、清开灵、六神丸、清心明目上清丸等药，以及小儿专用药小儿清热宁颗粒、小儿热速清颗粒、小儿豉翘清热颗粒、小儿肺热咳喘口服液（这些小儿专用药成人服用也非常有效）等等，都能有效控制腺病毒导致的感染，避免和有效阻滞了腺病毒导致的重症腺病毒肺炎的发生。这样的早期中药介入治疗方案，比起早期呼吸道感染高热发烧在病原学不清楚的情况下盲目普遍滥用奥司他韦更为妥当、更为合理。
王智刚 2019-10-07阅读量1.2万
病请描述：一、肺移植的适应证 对于药物或其他治疗失败的终末期肺部疾病或迅速恶化的肺部疾病可以考虑肺移植。 （一）单肺移植适应症 文献中单肺移植适应症多达二十几种，主要包括： 1、特发性弥漫性肺纤维化(idcopathic diffused pulmonary fibrosis) 2、石棉肺(asbestosis) 3、矽肺 4、毒气中毒性肺纤维化 5、COPD 6、肺气肿 7、肺大泡 8、a1 –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a1 –antitrypsin deficiency） 9、先天性支气管肺发育不全 10、结节病 11、淋巴管平滑肌瘤病（lymphangioleiomyomatosis） 12、闭塞性细支气管炎（obliterative brochiolitis-OB） 13、原发性或继发性肺动脉高压 14、Eisenmenger综合症 15、嗜酸性肉芽肿 16、16、硬皮病 17、外源性过敏性肺泡炎 18、纤维化纵隔炎 19、成人呼吸窘迫综合症（ARDS） 20、移植肺功能衰竭 总之，凡心功能良好，或移植后心功能可以恢复的各种晚期肺病，无论先天的或是后天的，无论肺实质病或是肺血管病，只要不合并肺部感染，均可行单肺移植。 （二）双肺移植适应症 双肺移植能最大限度地改善肺功能，避免V/Q失衡，如患者能够耐受双肺移植手术打击，同时又能得到合适的供体，应行双肺移植。从广义上讲，凡合并肺部感染的各种晚期肺实质或肺血管疾病，只要心功能尚好，或右心功能可能恢复，不合并严重的冠心病或心瓣膜病等，都是双肺移植的适应症。 主要适应症包括： 1、COPD 2、囊性肺纤维化（Cystic fibrosis） 3、囊性支气管扩张 4、a1 – 抗胰蛋白酶缺乏症 5、弥漫性肺纤维化 6、嗜酸性肉芽肿 7、OB肺泡显微结石病（alveolar microlithiasis） 8、双侧大疱性肺气肿 9、毒气吸入性肺纤维化 10、组织细胞病（histocytosis） 11、原发性肺动脉高压 12、Eisenmenger综合症 13、移植肺功能衰竭及移植肺支气管软化 （三）肺叶移植 主要为儿童和青少年囊性肺纤维化患者，由亲属或自愿者提供活体肺叶（通常为左、右下叶）进行顺序或双肺移植，通常需体外循环辅助。 （四）受体选择标准 1、内科保守治疗不能有效控制病情进展的终末期患者肺移植 2、单肺移植年龄<< span="">65岁，双肺移植年龄小于60岁 3、无其它系统性疾病，肝肾功能正常，右心喷射分数>25% 4、无免疫抑制禁忌 5、心理稳定 6、近期无酗酒，戒烟超过6个月 7、强的松已减量至20mg/日 当前国际上COPD病人的手术适应症： （1） 应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25%预计值；< span=""> （2） 休息时PaO2<55至60mmhg；< span=""> （3） PaCO2增高； （4） 有继发性肺动脉压增高表现； （5） 临床上FEV1下降迅速，生理状况恶化。 二、肺移植的禁忌证 （一）绝对禁忌症 目前，绝对禁忌症包括： （1）活动性肺部或肺外感染 （2）其它脏器尤其肝肾功能损害，冠心病或左室功能不全 （3）恶病质 （4）酗酒、吸毒、嗜烟未戒及精神病等 （5）有恶性疾病史者，无瘤生存期>5年 （6）对侧有明显肺大疱应视为单肺移植禁忌症 （二）相对禁忌症 （1）年龄 ：心肺联合移植 ＞55岁 单肺移植 ＞65岁 双肺移植 ＞60岁 （2）骨质疏松症 （3）营养状况 （4）机械通气依赖 （5）多种药物耐药的细菌感染 （6）霉菌和分枝杆菌带菌或感染 （7）药物滥用成瘾 （8）心理问题 本文是谢冬医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谢冬 2018-12-18阅读量9700
病请描述： 尘肺是什么？ 尘肺是由于在职业活动中长期吸入生产性粉尘(灰尘)，并在肺内潴留而引起的以肺组织弥漫性纤维化(疤痕)为主的全身性疾病。尘肺按其吸入粉尘的种类不同，可分为无机尘肺和有机尘肺。在生产劳动中吸入无机粉尘所致的尘肺，称为无机尘肺。尘肺大部分为无机尘肺。吸入有机粉尘所致的尘肺称为有机尘肺，如棉尘肺、农民肺等。我国法定十二种尘肺有：矽肺、煤工尘肺、电墨尘肺、碳墨尘肺、滑石尘肺、水泥尘肺、云母尘肺、陶工尘肺、铝尘肺、电焊工尘肺、铸工尘肺等。长期吸入粉尘会导致可怕的尘肺病，这是中国头号职业病。卫生部通告：2010年共报告尘肺病新病例23 812例，死亡病例679例。23 812例尘肺病新病例中，94.21%的病例为煤工尘肺和矽肺，分别为12 564例和9 870例；57.75%的病例分布在煤炭行业。 从事粉尘作业的工人一旦患有尘肺，尤其发展到晚期时非常痛苦。尘肺病变是进行性、不可逆的，在发病过程，中病人常常出现一些合并症，如肺结核、气胸、肺癌等。 典型的尘肺表现 2.尘肺的病因是什么？ 最常见的病因就是粉尘吸入。包括：煤炭，石油，黑色金属，石棉等行业。 3.尘肺的典型表现 4 尘肺的发病率与分类标准 尘肺是我国危害人数最多的职业病。截至2005年，全国尘肺病累积病例607 570例，现存活病例470 089例。 2014年，全国报告，职业性尘肺病26873例。 尘肺的分类标准： 根据标准，将尘肺病人分为三期。一期尘肺是指有总体密集度1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至少达到2个肺区。二期尘肺是指有总体密集度2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超过4个肺区；或有总体密集度3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达到4个肺区。三期尘肺是指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有大阴影出现，其长径不小于20 mm，短径不小于10 mm；有总体密集度3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超过4个肺区并有小阴影聚集；有总体密集度3级的小阴影，分布范围超过4个肺区并有大阴影。 5.得了尘肺，还能活多久？ 我国总尘肺病死率为31.2％；I、Ⅱ、Ⅲ期尘肺病死率分别为25.4％、39.8％和57.5％。尘肺的死亡率非常高，堪比不少恶性肿瘤。 尘肺还有较高的致残率，很多患者丧失劳动能力。 6.如何治疗尘肺？ （1）药物治疗 药物治疗只能部分程度的延缓尘肺的进展。 （2）大容量全肺灌洗 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是向肺内灌入无菌生理盐水，通过水的冲洗，把肺泡内的粉尘等有害物质清洗出来，等于是给肺洗个澡。但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治疗的效果主要与尘肺的病程有关，在尘肺早期(0～Ⅰ期)，大量的粉尘还在肺泡内，大容量全肺灌洗术可把肺泡内的粉尘洗出来，治疗效果好。；在尘肺晚期(Ⅲ 期)，大量的粉尘已转运到肺间质内，大容量全肺灌洗术不能把肺间质内的粉尘洗出来，治疗效果远不如早期，且花钱多。此外，尘肺晚期常因有并发症而不能行大容量全肺灌洗术治疗。 （3）肺移植 目前肺移植是治疗晚期终末期肺病的唯一有限措施。目前肺移植进展缓慢，主要受制于缺乏有效供体。 1，尘肺发展到什么阶段需要做肺移植。 如果患者不能脱离氧正常生活，患者不能生活自理，患者不能自己去洗手间，不能自己穿衣服。如果存在这种状况，就要尽快考虑肺移植了。 2.肺移植术后生活质量能不能有所改善？ 肺移植术后患者的生活质量会有很高的提升，我们许多肺移植患者术后恢复了正常人的生活，还有一些患者甚至还结婚生子。 3.肺移植手术成功率有多高？肺移植技术目前成熟吗？ 目前肺移植手术是比较成熟的技术，国外每年有上千例肺移植手术，国内主要受限于供体不足，开展相对较少，但成功率与国外基本一致。 4.肺移植手术费用到底需要多少钱？ 目前我中心的肺移植技术与随访均较为成熟，手术费用一般在50万左右。之后每年检查及抗排异药物费用在5万-10万左右。 5.肺移植能不能用医保啊？ 目前上海市肺移植的术后随访的费用是进医保的，其他地区要看当地的医保政策。 6. 患者现在应用简易呼吸机还能维持，对于手术比较恐惧，能不能拖一段时间再考虑肺移植？ （1）.终末期肺病患者的，平均等到较合适的供体的时间为3-9个月，很多患者在等待肺移植过程中走掉了。如果确实生活受限，特别是已经无法脱氧，间断应用呼吸机治疗者，应该尽早考虑肺移植，来我院行肺移植术前评估。 （2）.如果等到体质特别差，再去做移植手术，手术的风险就会大大提高，手术的效果也会因此大大折扣。因此，选择恰当的时间做肺移植，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最好需要医生门诊评估。 7.尘肺合并肺结核患者能不能做肺移植？ 合并严重肺结核的患者，一般不能行肺移植手术 8.目前国内尘肺患者开展肺移植的主要瓶颈是什么？ （1）国内肺移植宣传不多，很多患者对于肺移植知晓度低下，认可度不高，往往到了晚期，意识到需要做移植时，来不及等待供体。 （2）缺乏有效的供体 国内受传统佛教影响以及儒家思想的影响，对于器官捐献的认可度不高。 （3） 有效供体少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肺移植对于供体要求较高，很多供体质量较差达不到要求。 世界范围的脏器极度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肺移植更加突出。相对于其他器官，肺组织更易受损伤，在外伤等原因致死的供者中，常伴肺挫伤、误吸、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损害，脑死亡后还会继发神经源性肺水肿。因此，供肺利用率不高，仅为肾脏利用率的1／5。如何扩大供肺来源，减少受者等待期的死亡率，提高供肺利用率，成为全球肺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 2001年之后，体外肺灌注（ex-vivo lung perfusion，EVLP）技术兴起，临床应用结果显示，EVLP可通过缓解肺水肿、促进肺不张区域复张、抗炎和促进排痰等措施，明显改善边缘供肺或原本要丢弃的不合格供肺的质量，使其达到要求后用于肺移植，并取得与理想供肺接近的效果。EVLP不仅可增加脑死亡供者(brain death donors, DBD)供肺利用率，还能扩展心脏死亡供者(Circulatory death donors, DCD)供肺来源，供肺短缺将有望得到明显缓解。 图1常温体外供肺灌注操作示意图 图2 常温体外供肺灌注实际操作图 但该技术难度高，需要的医疗技术平台高，国内尚无开展，为克服该技术瓶颈，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先后组织科室人员至加拿大多伦多总院进修该技术，并成功将该技术引入国内。2017年12月，上海市肺科医院已经率先开展了亚洲首例EVLP。该技术的开展，为我国肺移植手术的大规模开展铺平了道路。 上海市肺科医院，是从2002年6月开始，在国内率先开展人体肺移植的临床工作。包括单肺移植、双肺移植、肺再移植以及活体肺叶移植，是国内唯一开展了所有肺移植手术术式的医院，该中心目前国内开展肺移植数量全国第二位，肺移植存活率国内领先，并接近欧美发达国家水平。该项目2005年荣获上海市科技成果二等奖，2006年荣获教育部科技进步二等奖，2012年荣获中华医学科技奖二等奖。 尘肺是一种进行性慢性疾病，它不像急性传染病或其他慢性病(如肺结核、高血压、糖尿病等)那样能在短期内看到比较明显的治疗效果，一般需要持续几年的长期治疗才能获得较明显的疗效。 早期尘肺的治疗主要依靠内科保守治疗，以及肺泡灌洗治疗，肺移植是晚期尘肺的主要治疗手段。目前尘肺是属于国家医保，目前还有社会各界的支持（比如，大爱清尘），相信尘肺患者能够得到越来越多有效的支持。 本文是谢冬医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谢冬 2018-12-18阅读量1.0万
病请描述：作者：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分会主任委员 刘又宁 （已发表于《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本刊“总编随笔”开篇已二周年，虽然笔者政治觉悟、学术水平与文笔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却也不断受到读者与有关人士的鼓励与鞭策。记得2011年与2012年本栏目的年初之作，都涉及到了全社会普遍关心又与本专业密切相关、对国人健康威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是控烟另一个是空气污染。2013年将要到来，即将迎来“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历史，特别是用生命铸成的历史是无法忘怀的。作为一名曾“出生入死”般地参加这场“战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一员的我，十年后的今天仍在脑海中铭刻着无尽的激动与伤痛，强烈驱使我写些纪念的文字。十年前的荣耀与磨难是新中国成立后医务界最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医患关系尖锐复杂的今天，再一次宣扬“众志成城、抗击SARS”的精神，有助于医患间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曾口头向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直至卫生部个别领导建议，针对SARS十周年开展些纪念活动，但至今并无任何有关迹象。主流媒体不该因为当初主管部门曾有过失误，就羞于提起。笔者先在有话语权的本刊开个头，希望首先能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响应！ 因出版周期延后的关系，特将此文安排在本刊2012年最后一期，以期在明年初大家就能读到该文。 悲壮历史的回顾 一、事件起源于广东【1】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广东省河源市首先被发现。患者是一位黄姓35岁的男性厨师，原因不明高热、呼吸急促、两肺阴影、迅速发展至急性呼吸衰竭。次日，同一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接诊了一位郭姓40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类似，但二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接诊这二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一位被传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练后，这位可爱的医生对“领导们”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医院进修，再多学一些对抢救SARS有用的本领…… 此后很快与上述二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八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是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她们不仅是第一批参加抢救SARS病人的护士，而且后来也都为同样是为抢救病人而患SARS的北京302医院姜素椿老大夫，贡献了宝贵的康复期血清。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体上是无法找到她们名字的，但她们都很年轻，却对自己的经历无怨无悔，康复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让我们永远牢记她们的名字---肖冬梅、黄晓琴。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突然想起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病人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二位专家后来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02年12月26日与03年1月4日，距河源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二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员病倒。03年1月21日起，钟南山院士亲自参加了专家组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2月2日钟院士开始承担全省临床治疗专家组组长的重任。之后，张天托、邓子德、邓练贤三位在工作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专家被转到钟院士所在的呼吸病研究所接受治疗。张天托、邓子德大难不死，先后康复出院，而邓练贤最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4月21日上午邓练贤的爱人，身为护士的朱秀娟带着儿子来见丈夫时，大声对邓喊到“儿子来看你了，你听到了吗？”，丈夫已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地从邓教授眼角流了下来。当日下午5时许，邓练贤教授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隔离区”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进入隔离区，就意味着暂时或永远见不到亲人。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丈夫自此已再也不能回到家中…… 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二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员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白衣战士们虽也无法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但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脱。在他们“出征”前，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把酒壮行，有的男医生进入隔离区前决定将珍藏多年的“私房钱”交代给妻子，更有一位护士结婚才半年丈夫就不幸去世，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丈夫的遗腹子，她在走进隔离区前写下了遗书，希望一旦自己不幸离去母亲能将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这位五尺汉子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而病倒…… 本节以上内容笔者绝大部分摘自当年的“深圳特区报”【1】，在此我特别向作者杨黎光郑重致谢，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多家医院，才留下了这些生动、珍贵、完整的记录，我想所有医务人员也都会感谢你的！ 当读者了解到这些英雄们的大爱之心时，一切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不为这些白衣战士而感动、而佩服、而骄傲吗！ 回想起十年前，当萧教正伦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广东地区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我竟回答到“你找我去就能治好”。不过，虽然是开了个玩笑，由于肖教授的提醒，当时我已初步了解到广东“不明原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害性，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03年1---3月这段时间内，我利用一切学术会议机会曾在北京、西安、山东、四川、东北等各地，对我的同行大声疾呼，要他们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主动做些准备”。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二、悲剧在北京重演 3月1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因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是不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因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留观一天半，3月3日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由当时作为科主任的我出面拍板自然就是义不容辞的了。出于对我的保护，科里人都劝我不必看病人，但被我严词拒绝。在进入病房前，护士长匆忙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纸制口罩，经过仔细问病史、查体及复习相关资料后很快就确定了诊断【2】，并立即直接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在征求我本人意见后，院里决定尽快将病人及患病家属转往隔离条件好的302医院，随急救车前往的还是佘丹阳大夫。 至此在首都北京的高层已正式拉响了SARS的警报！ 后来于某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其家破人亡的故事大家都已从媒体了解到，笔者在此不再重复。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最坚决有效措施，以延缓输入SARS病例在北京的传播。虽然，后来通过另外的途径我院也有29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幸感染SARS，但值得庆幸的是自始至终战斗在一线的我呼吸科医护人员全部幸免。最值得我欣慰的是：作为院专家组长的我，在院领导支持下，决定作出了一件“错事”但却是我一生最得意的好事之一，那就是向院里建议采取了“非常措施”，将病重的本院医务人员SARS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而并没有按规定转往指定医院。在技术上的处理就是将他们定为“疑似”患者，而非确诊患者。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直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其中一位护士长和一位年轻机关干部，迅速出现ARDS，其严重程度不逊于我曾看过的任何其他患者，但最终仍获治愈。 遗憾的是因于某一家的转入，302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74岁的姜素椿大夫，他们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工作岗位上倒下的医务一员。 自SARS传入北京起，紧张甚至是恐怖气氛徒然在全城弥漫，在紧急状态下被动员起来的大批医护人员匆忙上阵，他们深知危险却没有一个人退却，个个勇往直前，赴死而不拒。我相信，在这些白衣战士中一定有许多十分感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只是至今尚不为人所知，如果是在当年朝鲜战争时魏巍的笔下，他们同样可称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牺牲的“最可爱的人”。记得在当时已没有什么人敢于与治疗SARS的医务人员相接触，我有一次乘出租车回家，下车时司机竟说到，“早知道你是301的，我都不拉你”。由于无从得到真实的信息，各种谣言大肆流行，事后我就曾听过一位外地同事亲口对我讲：“听说当时由南京某专家带领的一支医疗队，曾专程去北京抢救你”。在北京最早接收SARS病人的解放军总医院内部，同样也是人心慌慌，为了安定人心在我的建议下，院领导安排由我在全院大会作了一个关于“预防春季传染病”的报告，将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后，人们反到安心了！ 为了避免院内感染的扩大，我院为接触疫情的医务人员设立了专门的食宿区，院领导还特别为我准备了套间。因为担心居住在一起新婚的女儿女婿被传染，在她们自己的新居“甲醛”等有害气体尚未散去时，就被我们夫妇强行赶去居住。作为同样是义务人员的我的妻子，虽然深知当初防护条件尚不完善时的危险性，却从未阻拦过我去各处会诊、去一线看病人。只是事前不厌其烦地，反复嘱咐注意隔离，事后又亲自监督洗手、更换外衣，她心中所默默承受的压力我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互相没有点破而已，相信当时全国有无数个医务人员的家庭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风险、经历过相同的“煎熬”。命运既然安排我们从事了这一救死扶伤的行业，我们就不能胆怯，勇于承担责任、尽义务，既使献出生命也决不反悔！ SARS在京流行之初，中日友好医院集中收纳了较多病人，应林江涛大夫之邀，我去会诊，主要是去看病情十分凶险的岗位中病倒的一位护士长和一位麻醉科主任，但同时也兼顾其他重症患者。十年后仍深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的是：当时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已发生ARDS，呼吸急促，神志恍惚，因暂时还没能得到机械通气治疗而生命垂危，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本已绝望的他，突然睁大双眼直向我望来，充满光芒与生存的渴望，遗憾的是我当时所能做的却只是对他进行语言的安慰。此后，这张面孔经常在我脑海中，甚至睡梦中出现，令我心神不安…… 当时北京市有几位重症患SARS医务人员集中收住在地坛医院，我也曾多次参加会诊而感触良多。令我最难忘记的却是该院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护士们：她们为了减少感染机会，上班前尽量不喝水，穿着多层隔离服忍受大汗后的脱水，甚至在内衣中垫上“尿不湿”，以避免去卫生间而造成污染。当时的地坛医院并没有电梯，硕大巨重的氧气瓶也要靠她们纤弱的身躯楼上楼下地搬运。想到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女孩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怎能不让所有善良的家长们心痛！ 北京的恐怖气氛也在向全世界蔓延，我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们，也不断地通过驻京日本公司间接打听我的安危，以免直接打到家里时此人已不再而造成的尴尬……。 成功与教训 一、SARS与“非典”之争 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如果确系衣原体引起称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最终证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值的微生物之一。钟南山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一个公开提出“SARS”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作出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从临床治疗结果来看，衣原体学说只能是一漏洞百出的大笑话，在全世界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面子。SARS最先发生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中国患病者最多，生命损失也最大，但世界卫生组织却完全无视中国官方提出的命名，而采取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也就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 我并不认为SARS这一称呼是对这种疾病的最恰当描述，但却也反映了该病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至于“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一命名，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强调都是很不“靠谱”的。经典的非典型肺炎只包括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也有人包括了立克次体引起的肺炎。一味强调常见细菌性肺炎以外的肺炎都可以称为是非典型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会对指导临床治疗产生误导有害而无益。因为典型的“非典”大环内酯、喹诺酮等抗感染药是很有效的，而对SARS却完全无效。当时无论青红皂白，全国范围SARS患者几乎一律应用了“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药物，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又增加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不能不说是与错误的命名有关的。笔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后，曾在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发表文章纠正这种错误作法【3】。据报道，北京首例SARS患者于某的父亲，因担心女儿的病情，曾在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回答是：“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的危险”。岂能想到，就是这最轻的肺炎最终却夺去他家数口人的性命！记得当时中华医学会曾召集有关专家讨论SARS的命名，包括已故翁兴植教授在内的所有参会者都不同意“非典”这一命名，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学术与政治相遇“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至今国内公共媒体仍然称SARS为 “非典”，而学术杂志二个名称都用，因“非典”国外是不承认的。 二、抗击SARS推动了全社会的进步 与现在相比，十年前中国社会对与政府不同观点的容忍程度（既使是科学问题）和与大众息息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无可否认，在应对SARS之初决策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 无论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回顾历史，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天时地利所使，钟南山第一个站出来否认了SARS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此后钟南山的事迹在中国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且已扬名海外，他的功劳已铭刻历史，也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挺身而出，除冒着染病于身的危险外，还要承受多大的精神与心理压力呀！一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公开与政府唱对台戏，既使有理也不会有好下场。钟南山是无可代替的。像笔者这样的小人物，既使有那么大的决心，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何况又不具备天时地利的惠顾，他永远是我们学科的表率，我可敬的老大哥。社会与政府能对钟南山这样的人物给予充分肯定与表彰，不愧是一大进步。但在下一节我还要提到的是，笔者认为，对在抗击SARS中我国医务人员整体默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他们所得到的肯定与褒奖还远远不够。 据笔者了解，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一点儿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锲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无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SARS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地宽容、充满爱心。 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也从内心深处再一次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只要中央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各级政府齐动员，一把手亲自挂帅，开展了一场即必要又有效的“全民战争”。同样灾难如果是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我们当时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比如无论中外患者，一旦确诊立即隔离，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记得2003年秋，我们在天津市召开呼吸学术会议时，时任市长戴相龙同志，竟破天荒地带领全体市委常委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并向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团队“汇报”天津的抗击“非典”工作，由此可见抗击“非典”在当时已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在赞扬政府英明领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善良、自觉、包容的人民，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他们既使被要求要作出一些有时是过分的、徒劳的牺牲也能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指挥，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SARS可称为一场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对国家与全社会都有着十分深刻久远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应对SARS之初我们有了一些教训甚至是失败，才促进了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因为一个传说，甚至是一条谣言而人心慌慌，造成全社会的动荡。关键是如何能让百姓对政府、对公共媒体更加信赖，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有权威，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永远值得怀念 医务人员们在抗击SARS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在和平时期的新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关系到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甚至于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他们中许多人虽身经百战而无恙或留下残疾，也有为数不少的英雄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转眼已过去了十年，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离去的英雄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丰碑，应当永远屹立在国人的心中。 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SARS的战场，我手中并无确切资料。但我估计会占到因SARS失去生命者的5%左右，我能了解到的感人至深的医务人员事迹虽然只是片面的，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我仍愿举出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与读者们共同回忆，共同缅怀。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是北京第一家SARS爆发流行的医院。2003年3月25日该院收容一名患SARS出租司机，其后SARS在该院流行，有6名医护人员及多名住院患者患病。4月5日张健鹏主任，作为来自上级医院——武警总医院的大夫，临危受命进入封闭状态的总队医院指导抢救工作，直到4月24日。其间，接受其诊治过的SARS患者有50人之多。 4月16日天津武警医学院，因接诊一名来自北京的患者而爆发SARS，到4月20日发热人数已增至16人，4月21日起整个医院被封闭。4月24日张健鹏大夫作为“非典”首席专家，又受命从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直接转战到该医院主持医疗工作，在封闭的医院内一直工作到6月27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其间该院共有111名患者诊断为SARS，30%以上合并呼吸衰竭，多人死亡。身体瘦弱，读研究生期间还患过结核的张健鹏，整个SARS流行期间将近三个月时间内自始至终，远离家人孤身被封闭在令外人恐怖的指定医院，以其并不强壮的血肉之躯与SARS拼死相搏，先后亲临现场诊治过百余名患者，经过九死一生之考验之后竟安全无恙地完成任务！张健鹏大夫所遭遇的危险、困难、成功与挫折，和他与亲人间的互相担忧、思念等五味俱全的心情与感受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因在SARS期间出生入死般地优异的表现，张健鹏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并荣立一等战功，这是在和平时期对一位武警战士最“给力”的表彰。笔者至今仍因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而引以为傲。仅我的学生，在抗击SARS中就有十余人立功授奖，当从电视上看到从飞机上走下，奔赴小汤山医院的身着军装的大批医务界勇士们时，大部分是我熟悉的面孔，其中许多骨干分子也都曾是我的学生。每想到此，我总以为能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危难之时，亲自并带领众多学生们做出过贡献而无限欣慰！ 第一位因SARS倒下的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叶欣同志，她于2003年3月25日不幸离开我们，前面提到的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同志于2003年4月21日永远与我们告别，据说他去世后也从党中央最高层，传来了哀悼与慰问的口信。 北京共有9名医务人员为抗击SARS奉献了生命，北京政府于2006年6月24日在世界闻名的小汤山落成了“救死扶伤纪念坛”，青铜雕塑上刻有九位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下那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也表达了人民对英雄们的感恩与褒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两位医务人员在岗位上牺牲，他们是丁秀兰、王晶同志，曾被送往北京地坛医院治疗、抢救，笔者也曾多次参加过会诊，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尽了最大努力，遗憾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 我曾参加过由王兆国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协举办的李晓红烈士的追悼表彰大会，至今仍无法忘怀。李晓红大夫当时不到30岁，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已怀有数月身孕的李大夫，主动请缨参加战斗，最终却与未能谋面的腹中胎儿一起离开了人间。当李晓红的丈夫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在场者，包括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在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抽泣。有人曾计算，人均一次哭泣要留28滴眼泪，但我确信那次大家流的泪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香港特区有6位医务人员在抗击“SARS”中殉职， 2003年5月13日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文逝去，香港政府以最高礼仪规格为她举行了葬礼，时任特首董建华亲自率全体高官到场悼念，万人空巷告别谢医生。葬礼后将谢医生与先前逝去的二位香港医务人员一同安葬在相当于北京“八宝山”的政府公墓“浩园”。谢婉文大夫被人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我一直认为，通过抗击SARS这场斗争足以证明，我国医务人员这一团体是优秀的，也是应被国家、人民充分信赖的，与特区政府相比，我们对那些众多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们在SARS中作出的无私奉献的肯定与宣扬还远远不够！ 谜一般的SARS 在国内外广大医务人员共同不懈努力之下，应当说我们对SARS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出现肺损伤时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无创通气等都已有了明确的结论。在钟南山牵头下，中华医学会于2003年制定了、并用中英文两版向全世界发行了有关SARS的诊疗方案。本人有幸担任了本方案临床部分的召集人。这本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医务人员用生命与鲜血凝成的总结，也通过它给全世界同行作出了初步的交代【4】。 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SARS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首先，SARS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03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二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独特的表现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相同的，值得深思。因此甚至也有人怀疑到SARS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出的用来特异性攻击中国人或亚洲人？这种说法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找不到否定的根据。因SARS一去而不复归，我们花了大力气、大本钱制作的疫苗自然也就将长期封存，派不上用场。回忆当时，曾有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SARS将象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 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的的确确，在广东最早患病者，以与食用野生动物接触较多的厨师为多，后来在南方的“果子狸”身上也较多地分离到SARS病毒，SARS源于果子狸曾在国内得到部分肯定，笔者认为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蝙蝠身上较果子狸能分离到更多病毒，而北方同样有果子狸却找不到病毒。于是就有人说：“南方的果子狸可能是无辜者，只不过是定植了人身上传过去的病毒而已......”。再有，为什么有的病人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的确诊为SARS的病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 当笔者即将完稿时，又从报纸上读到WHO公布了二例感染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一例沙特男子病故，一名卡塔尔男子尚在抢救中【5】。对此笔者斗胆期望：这二个病例可能与十年前流行的SARS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只不过由于现今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种类繁多的冠状病毒本身的监测与研究更精细而已。同样的病例也可能就存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能发现而已。不过，虽然十年即将平安过去了，对SARS抱有警惕之心还是必要的！ 以上种种疑问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并不希望这一机会再来，而是庆幸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 岁月磨不去思念，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虽然十年即将过去了，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经历，笔者心情仍波澜起伏。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逝去的与活着的抗击SARS的英雄及可尊敬的同道们！
谢冬 2018-12-18阅读量1.1万
病请描述： 谢冬 姜格宁 世界范围的脏器极度短缺已成为制约器官移植发展的主要问题，这一问题在肺移植更加突出。相对于其他器官，肺组织更易受损伤，在外伤等原因致死的供者中，常伴肺挫伤、误吸、感染、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损害，脑死亡后还会继发神经源性肺水肿。因此，供肺利用率不高，仅为肾脏利用率的1／5。如何扩大供肺来源，提高供肺利用率，成为全球肺移植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近些年来，器官短缺的应对策略不断被提出：①完善器官捐献立法，进行公众捐献教育，使更多的民众在过世后愿意捐献；②应用边缘供体；③解决供受体大小不匹配的问题；④开展活体供肺肺叶移植；⑤开展血型不相容肺移植；⑥严格掌握单肺移植和双肺移植的指征，即一个供体的两个肺给两个单肺移植的患者；⑦区别于脑死亡供体（donationof brain death，DBD），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cardiac death，DCD)的术后移植物存活率已接近于有心跳供体器官，DCD再次引起世界移植界的广泛关注。 一、DCD供体肺移植 1.DCD应用的现实意义 在开展移植的早期，器官从无心跳的已死亡供体切取，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无心跳捐献(DCD)。自从1968年脑死亡概念的建立，脑死亡后捐献(DBD)成为优先选择的器官来源。由于供体器官的持续短缺，DCD的供体器官重新引起重视，尤其是在诸如中国、日本等脑死亡的概念还没有被公众广泛接受的国家。 2. DCD供体分类 根据国际Maastricht分类标准，DCD分为5大类：M-I：入院前已经宣告死亡，但时间不超过45分钟。M-II：于医院外发生心脏停搏，急诊入院后经心肺复苏10分钟无效，宣告死亡。M-III：受到严重的不可救治性损伤，通常为毁灭性脑外伤，但还没有完全达到或完全满足脑死亡的全套医学标准；同时生前有意愿捐献器官，经家属主动要求或同意，在ICU中有计划地撤除生命支持和治疗，主要手段为终止呼吸机人工通气给氧，使心脏缺氧而停搏及残余脑细胞彻底失活，等待死亡的发生。M-IV：脑死亡判定成立后、器官捐献手术之前所发生的非计划性、非预见性心脏停搏。M-V：住院病人的心脏停搏（2003年新增标准）。主要为ICU中抢救过程中发生的非计划性、非预见性心脏停搏。上述五类又分为两大类，第1、2、5类统称为无准备型DCD，第3、4类统称为有准备型DCD。各分类供体的成功移植均见报道，然而，无准备型DCD是循环停止时间较长或心肺复苏失败的供体，其热缺血时间难以控制，这种器官在移植后常常质量不佳，术后PGD发生率高，易致早期死亡，因而较难普及；有准备型DCD，是指有条件在循环停止后迅速获取器官的供体，通常在手术室内送行，缺血时间相对较短，预后满意，且来源较广，尤其是第3类，是目前DCD的主要来源。 中国分类依据前期探索经验并参照国际分类，将我国现阶段公民逝世后心脏死亡器官捐献分为三大类：（1）.中国一类（C-I）：国际标准化脑死亡器官捐献（DBD），即：脑死亡案例，经过严格医学检查后，各项指标符合脑死亡国际现行标准和国内最新脑死亡标准（中国脑血管病杂志，2009年6卷4期），由通过卫生部委托机构培训认证的脑死亡专家明确判定为脑死亡；家属完全理解并选择按脑死亡标准停止治疗、捐献器官；同时获得案例所在医院和相关领导部门的同意和支持。（2）.中国二类（C-II）：国际标准化心死亡器官捐献（DCD），即包括Maastricht标准分类中的M-I～V类案例；其中M-I、M-II、M-IV、M-V 几乎没有争议，但成功几率较小，其器官产出对医疗技术、组织结构及运作效率的依赖性极强。M-III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关于“抢救与放弃”之间的医学及伦理学争论，需要用具有法律效力的、权威性的医学标准、共识或指南来保证其规范化实施。（3）.中国三类（C-III）：中国过渡时期脑-心双死亡标准器官捐献（donation after brain death plus cardiac death, DBCD），即：虽已完全符合DBD标准，但鉴于对脑死亡法律支持框架缺位，现依严格程序按DCD实施；这样做实际上是将C-I类案例按C-II类处理，既类似M-IV类，又不同于M-IV类（M-IV为非计划性、非预见性脑死亡后心脏停搏）。 3. DCD供体器官捐献流程 虽然伦理学方面的担忧已经存在，但是，已建立公认的操作程序，以保证以遵循伦理学的方式从无心跳供体切取器官。DCD供体器官捐献过程如下：①决定停止治疗。②决定在死亡后进行器官捐献。③生命支持治疗的撤除，此后观察90 min。④如果循环停止，宣布死亡并进行器官捐献；如果超过90 min循环未停止，继续支持治疗，终止器官捐献。⑤循环终止，等待5 min。⑥切取器官。⑦器官切取完成。 4. DCD肺移植临床开展现状 Love等以及Steen等分别于1995年和2001年报道了第1 例受控的和非受控的DCD肺移植。此后世界各地陆续有DCD供肺应用于临床的报道，其中以澳大利亚墨尔本以及西班牙马德里尤为活跃,前者以受控的无心跳供体为主，而后者则更倾向于非受控的无心跳供体的利用；国内陈静瑜等也开展了6例DCD供体肺移植。Mason 等总结了全美20 年来完成的36 例无心跳供体肺移植， 在排除了更多的双肺移植、较低的器官配给评分等利于DCD 肺移植的偏倚后，其存活率仍然优于同期完成的脑死亡供体肺移植。进一步支持通过无心跳供体的利用来缓解供体严重短缺的问题。 5.DCD供肺的并发症与预后 主要并发症包括：原发性移植物失功（primary graft dysfunction，PGD）、气道并发症、闭塞性细支气管炎。DCD供肺的近期并发症发生率升高，有准备型DCD术后近期并发症发生率较低，无准备型DCD近期并发症发生率明显上升，单就目前数据显示，DCD肺移植并不增加术后BOS的发生率。对于无准备型DCD，Gomez-de-Antonio等报道3个月、1年、2年及5年存活率分别为78%、68%、57%及51%，与ISHLT平均数据相近。而对于有准备型DCD，若干肺移植中心的结果显示预后满意，术后长期存活。 二、活体肺叶移植 供体短缺已成为阻碍肺移植发展的主要障碍，儿童供体短缺尤为显著。为缓解这一矛盾，活体肺叶移植(living-donor lobar lung transplantations,LDLLT) 于1990年由Starnes首先应用于临床，随后Starnes博士主要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及洛杉基儿童医院开展活体肺叶移植，华盛顿大学报道了38例LDLLT，日本岗山大学的Date等也报道了30余例LDLLT，2011年姜格宁教授开展了国内首例活体肺叶移植。其长期生存率类似于或优于ISHLT报道的尸体肺叶移植。但有可能给供体带来并发症，让健康人承受肺叶切除术的风险是否值得，仍然存在争论。 三、 ABO血型不相容供体 采用ABO血型不相容的器官是缓解移植供者短缺的潜在途径。随着血浆置换、免疫吸附等技术的发展，国内外相继开展了ABO血型不相容的实体器官移植，包括肾移植、肝移植、心脏移植和肺移植等。ABO血型不相容的实体器官移植能够有效缓解供、受者血型比例失调的矛盾，为更多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提供机会。ABO血型不相容的肾移植、肝移植以及婴儿心脏移植，与ABO血型相容的移植相比，近期效果较差，但远期效果基本相同。目前全世界仅报道7例ABO血型不相容的肺移植和1例ABO血型不相容的心肺移植，均为个案报道。心肺移植的1例在术后早期死亡，其余7例均存活6个月以上。国内尚无相关报道。 四、在边缘供体中应用常温体外供肺灌注 边缘供体增加了供体来源，然而术后易出现PGD，早期死亡率较高，其应用应较为慎重。常温体外供肺灌注（Ex vivo lung perfusion, EVLP）可以作为供肺评估和术前预处理的平台。按预计心排量的40%，采用无细胞高浓度溶液顺行灌注供肺，灌注液经供肺氧和后，通过中空纤维氧合器处理，移除氧气，并维持生理浓度的二氧化碳；灌注液再通过温度交换器，保持常温，通过白细胞滤器，移除损坏的白细胞（见图1-2）。通过测量灌注供肺前后的氧分压差异，评估供肺的功能。EVLP的应用，有助于降低原发性移植物功能障碍，并提高供肺利用率，其他优点包括：EVLP技术能够有效改善肺水肿、脑死亡相关炎症、肺部感染、误吸、肺栓塞、缺血再灌注损伤，并提供免疫学准备。供体的质量直接影响着移植患者的预后及长期效果，边缘供体的使用虽然增加了肺移植供体的来源，多数移植中心也制定了相应的使用标准以保证移植术后能实现正常的呼吸功能，但边缘供体毕竟不同于正常供体，其近期并发症发生率较高。因此，术前需要对其质量进行评估，其目的是尽可能保证受体健康生存，保证移植物能在移植术后较长时间内维持正常功能。 图1常温体外供肺灌注操作示意图 图2 常温体外供肺灌注实际操作图 五、总结 当前供体严重匮乏仍是肺移植开展的主要障碍，使用边缘供体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供体短缺的问题，其他处于试验阶段的方法值得我们去期待，包括异种移植、人工肺以及器官克隆等。目前，如何最大程度地使用边缘供体，DCD供体，合理地分配稀缺的器官，仍需进一步研究。 本文是谢冬医生版权所有，未经授权请勿转载。
谢冬 2018-12-17阅读量8946
病请描述： 很多病人不理解医生为何给她们开各种大大小小的药片，如果医生开出的药很便宜，有的患者不屑于吃，认为医生糊弄他；如果医生开出的药很昂贵，有的患者不舍得吃，认为医生忽悠他。于是持着怀疑、犹豫的心态在吃药，或少吃，甚至干脆不吃，其实这些做法都是错误的。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生殖免疫科鲍时华 患者就医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医生和病患之间的互相信任才是治愈疾病的良好开端。我们分析分析妇产科常用药物的一些治疗和预防作用，相信患者就能理解小药物的大作用了。一、维生素B6 适应症：在妇产科多用于高泌乳素血症、吃口服避孕药、妊娠剧吐、高血脂、血栓前状态或血栓栓塞性疾病引起的反复流产等情况。作用原理：1、 维生素B6除参与神经递质、糖原、神经鞘磷脂、血红素、类固醇和核酸的代谢外，还参与所有氨基酸代谢。维生素B6也参与一碳单位、维生素B12和叶酸盐的代谢，如果它们代谢障碍可造成巨幼红细胞贫血。2、 维生素B6缺乏会损害DNA的合成，损害细胞并影响体液免疫功能，给予维生素B6 可提高免疫力，对维持适宜的免疫功能是非常重要的，并有一定的防癌作用。3、 维生素B6有降低慢性病的作用，轻度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被认为是血管疾病的一种可能危险因素，维生素B6的干预可降低血浆同型半胱氨酸含量。4、 维生素B6的活化型式磷酸吡哆醛，具有保护血管内皮细胞，减少内皮细胞受活化、血小板损伤的作用，抑制血小板凝集与血液凝固的作用，抑制血小板生成前列凝素及促进血管内皮细胞生成环前列腺素的作用，以及减少血管内皮细胞形态上的改变，从而可以治疗动脉硬化及血栓栓塞性疾病。 5、 维生素B6 可促进亚油酸变成花生四烯酸，而后者与胆固醇结合成的酯易于转运代谢和排泄，故可降低胆固醇。6、 维生素B6可促进脑内多巴胺的生成，从而激动多巴胺受体，减少垂体催乳素分泌。7、 避孕药中的雌激素样作用能减低磷酸吡哆醛的浓度，并增加机体对维生素B6 的需要量而改变脑胺代谢，故易引起精神抑制症。给予维生素B 6 后，抑郁症状可改善。富含维生素B6的食物：金枪鱼、瘦牛排、鸡胸肉、香蕉、花生、牛肉等。二、维生素E 适应症：在妇产科多用于自由基损伤所致的各种疾病：习惯性流产，先兆流产，不孕症及更年期障碍，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服用避孕药、激素或是妊娠及哺乳期的妇女。作用机理： 1、 维生素E是一种很重要的血管扩张剂和抗凝血剂； 2、 维生素E促进垂体促性腺激素的分泌，增加卵巢功能，卵泡增加，黄体细胞增大，并且它可以增强孕酮的作用，缺乏时生殖器官受损，卵细胞不易受精或引起习惯性流产。 3、 维生素E可改善脂质代谢，缺乏时导致血浆胆固醇与甘油三脂的升高，形成动脉粥样硬化。 4、 维生素E对氧敏感，易被氧化，故可保护其他易被氧化的物质，如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A和ATP等。减少过氧化脂质的生成，保护机体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毒害，充分发挥被保护物质的特定生理功能。5、 稳定细胞膜和细胞内脂类部分，减低红细胞脆性，防止溶血，缺乏时出现溶血性贫血。 富含维生素E的食物：麦芽、大豆、植物油、坚果类、芽甘蓝、绿叶蔬菜、菠菜、有添加营养素的面粉、全麦、未精制的谷类制品、蛋等。 三、阿司匹林 药物说明：阿司匹林为抗血小板药物，通过对血小板环加氧酶1多肽键上第529位丝氨酸残基乙酰化，而使该酶失去将花生四烯酸转变为前列腺素内过氧化物的能力, 阻断了PGH2 及血栓烷素A2形成的途径，具有阻止血小板黏附聚集、改善血液高凝状态的作用。阿司匹林在妊娠妇女中的应用1. 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 阿司匹林作为经典的抗凝药物，已被应用于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的治疗。对于抗磷脂抗体阳性且有反复流产(2次或2次以上)、或晚期妊娠丢失，且没有动静脉血栓形成史的妇女，推荐产前预防性给予阿司匹林 (证据1B级) (注:ACCP7中此为2B级证据)。低剂量的阿司匹林通常被应用于那些无临床表现，但是体内可以检测出自身抗体的患者。阿司匹林能够抑制血小板凝集和粘附作用，从而阻断绒毛蜕膜间隙高凝反应，防止流产的发生。2. 子痫前期 Duley等对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在治疗子痫前期中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进行了系统评价。发现阿司匹林使子痫前期发病率减少了17%、早产发生率减少了8%、胎儿或新生儿死亡率减少了14%、低出生体重儿的发生率减少了10%，说明小剂量阿司匹林对改善母儿预后有显著作用。该系统评价同时也指出，阿司匹林的剂量每天75mg以内是安全的，也是有效的，如果提高剂量可能会增加疗效，但其药物不良反应，如产时/产后出血、血小板减少等也会随之增加。国内学者也推荐具有先兆子痫高危因素，但无血栓形成倾向的妇女整个妊娠期使用小剂量阿司匹林的疗法(证据1B级)。因此，小剂量阿司匹林能预防高危孕妇发生子痫前期, 以及对子痫前期患者的治疗是安全有效的。对于植入人工心脏瓣膜的高危妇女，建议加用小剂量阿司匹林75～100mg/d (证据2C级) 。3.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 妊娠高血压综合征(妊高征)与血栓形成有关，有人建议对所有妊高征高危孕妇预防性给予阿司匹林每日1～2 mg/kg。但有人认为孕妇服用阿司匹林预防妊高征的最适有效剂量是使出血时间延长≥2 min，应该根据抗血小板效果来调整阿司匹林剂量。用药注意事项 阿司匹林易通过胎盘，动物试验表明：妊娠中期3个月及后3个月小剂量阿司匹林(每日<150mg)对于胎儿和母亲是安全的。在妊娠前3个月大剂量应用(每日>150mg)可致畸胎，如脊椎裂、头颅裂、面部裂、腿部畸形，以及中枢神经系统、内脏和骨骼的发育不全。妊娠晚期长期使用可致胎儿动脉导管收缩或过早关闭，导致新生儿持续性肺动脉高压。 若阿司匹林适应证明确且无其他选择，可考虑在妊娠前3个月使用阿司匹林。但需小剂量使用：每天75mg以内是安全的。应用时应定期监测血小板、凝血酶原时间或试管法凝血时间。 禁忌证：有出血症状的溃疡病或其它原因的活动性出血；血友病或血小板减少症。对母体的副反应主要是胃肠道出血或溃疡、支气管痉挛性过敏反应、皮肤过敏反应、肝或肾功能损害。 四、强的松 药物说明：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具有抗炎、抗过敏、抗风湿、免疫抑制作用，作用机理为：① 抗炎作用：本产品可减轻和防止组织对炎症的反应，从而减轻炎症的表现。激素抑制炎症细胞，包括巨噬细胞和白细胞在炎症部位的集聚，并抑制吞噬作用、溶酶体酶的释放以及炎症化学中介物的合成和释放。② 免疫抑制作用：包括防止或抑制细胞介导的免疫反应，延迟性的过敏反应，减少T淋巴细胞、单核细胞、嗜酸性细胞的数目，降低免疫球蛋白与细胞表面受体的结合能力，并抑制白介素的合成与释放，从而降低T淋巴细胞向淋巴母细胞转化，并减轻原发免疫反应的扩展。可降低免疫复合物通过基底膜，并能减少补体成分及免疫球蛋白的浓度。强的松在妊娠妇女中的应用 孕期肾上腺皮质激素的应用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各种原因造成的早产中促胎肺成熟的治疗；二是孕期合并症及并发症母体的治疗。前者是在孕晚期的短期治疗，对母儿无明显的不良反应。而后者可能需要整个孕期较长期的应用，需注意母儿可能发生的危险。如用于治疗妊娠期合并的内科疾病，以选用短效类( 氢化考的松、考的松) 或中效类( 泼尼松、泼尼松龙等) 糖皮质激素为宜，并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维持量，原则上泼尼松每天用量应< 10mg，以尽量减轻对胎儿及其肾上腺功能的抑制作用。1．系统性红斑狼疮( SLE) 在一般情况下，要求SLE 患者病情控制1 年，而且泼尼松维持量小于15mg/ d，再考虑妊娠。强的松在通过胎盘时，被11-β脱氢酶灭活，通过胎盘量很少，对胎儿不良反应少。2．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ITP) 孕期血小板低于50×109/ L，有临床出血症状，应用泼尼松40~100mg/d，必要时可静脉点滴氢化考的松，待病情缓解后逐渐减量。3．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TTP) 可以联合用药，也可单独用药。多选用泼尼松60mg，视病情可加至100~ 200mg，常在48~ 72 小时见效，病情好转后可减量。4. 系统硬化病(SS) 亦称硬皮病，肾上腺皮质激素能改善皮肤，关节、血管和肌肉病变，泼尼松开始用量为20~ 60mg/ d, 缓解后可减量至维持量( 5~10mg/ d)。5．皮肌炎和多发性肌炎 泼尼松为首选药物，病情较重为40~ 60mg/ d，病情较轻为30~ 40mg/ d，当肌无力症状改善，肌酶下降时可逐渐减量，每2~ 3 周减少5mg，直至维持量( 7.5~ 20mg/ d)。6．妊娠合并抗磷脂综合征 ( APS) 肾上腺皮质激素类药物主要用于免疫机制异常所致复发性流产患者，尤其是自身免疫性抗体阳性所致复发性流产患者。从确定妊娠即可用药，常用药物为强的松。林其德等采用小剂量强的松每日5mg及小剂量阿司匹林每日60-80mg治疗ACA或LA阳性者，妊娠成功率为92.9%。未发现有库欣综合征、肾上腺功能不全、继发感染、糖尿病、IUGR 及出血等并发症，研究还提示小剂量泼尼松和阿司匹林治疗自身免疫型复发性流产是安全的，对子代的发育无不良影响。7．妊娠合并皮肤病 疱疹样脓疱病、妊娠痒疹、妊娠疱疹等妊娠合并皮肤病，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治疗有较好疗效，但孕妇不宜作为首选药物。如皮疹严重，应用抗组胺及镇静药无显效时可选用泼尼松口服，疱疹样脓疱病和妊娠痒疹可用40~ 60mg/d，妊娠疱疹可用20mg/ d 能迅速见效，可控制皮疹的瘙痒，随即减量至10mg/ d 维持量。8．妊娠合并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艾迪生病) 非经治疗的艾迪生病难以受孕，故妊娠合并艾迪生病十分罕见, 如已妊娠母儿死亡率高达77%。可用氢化考的松每晨20mg, 口服; 傍晚10mg, 口服; 或泼尼松每晨口服5mg，傍晚服2.5mg。若出现水肿和高血压等症状时应减量。若出现急性肾上腺功能衰竭, 应静脉给予大剂量的肾上腺皮质激素。由于分娩、手术产、感染易激发危象, 故事先应做好准备: 引产和术前静脉点滴氢化考的松100mg; 术中持续点滴氢化考的松; 术后皮质激素减量, 以改善症状的最小剂量为维持量。9．妊娠合并支气管哮喘 肾上腺皮质激素可防止严重哮喘发作和控制哮喘持续状态。它具有松弛支气管平滑肌, 改善支气管毛细血管通透性以及抑制抗原抗体反应等缓解哮喘的作用。一般可用氢化考的松100~ 300mg 加5% 葡萄糖500ml 静脉滴注。或用地塞米松5~ 10mg 加50% 葡萄糖20ml, 静脉注射。对妊娠晚期持续发作哮喘的孕妇, 缓解期可适当口服泼尼松或地塞米松, 以控制哮喘反复发作。如用于预防呼吸窘迫综合征，宜选择药效较强，且容易通过胎盘的长效类糖皮质激素, 故以地塞米松或倍他米松为首选药物。其半衰期约为38 小时。但疗程要短, 否则可对胎儿造成严重不良影响。10．早产 早产儿特别是孕周较小, 体重低者容易发生新生儿呼吸窘迫综合征( RDS) 。RDS 是早产儿死亡的重要原因之一。因此当早产孕妇住院后即应考虑给予糖皮质激素类药物, 包括有自然早产倾向的, 以及因妊娠并发症或合并症需要及早终止妊娠的。药物有地塞米松、倍他米松、氢化可的松等。常用方法为地塞米松10mg, 静脉推注, 每日1 次, 连续用2~ 3天, 以后每周重复1 次, 至34~ 35 周止。紧急时可以经腹向羊膜腔内注射地塞米松10mg。在常规使用时, 肌肉注射不如静脉注射效果明确。用药注意事项 用于治疗妊娠期合并的内科疾病，则以选用短效类( 氢化考的松、考的松) 或中效类( 强的松、泼尼松龙等) 糖皮质激素为宜，并尽可能采用最小有效维持量，原则上泼尼松每天用量应< 10mg，以尽量减轻对胎儿及其肾上腺功能的抑制作用。小剂量应用对母体无明显副反应，因可通过胎盘，泼尼松在通过胎盘时，被11-β脱氢酶灭活，通过胎盘量很少，对胎儿不良反应少。动物试验研究证实孕期给药可增加胚胎颚裂、胎盘功能不全、自发性流产和胎儿生长受限的发生率。尚未证明对人类有致畸作用，但需注意新生儿是否出现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的表现。 强的松禁用于有严重的精神病史、活动性胃十二指肠溃疡、明显的糖尿病、严重的高血压等患者。长期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应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任何肾上腺皮质激素都有微弱的水钠潴留作用，注意孕妇水肿，体重增加，适当限盐；长期服用肾上腺皮质激素，容易发生骨质疏松，妊娠期容易缺钙，孕妇体重大，建议早补钙，穿平底鞋，避免外伤骨折；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需要及早筛查妊娠糖尿病。 五、低分子肝素 药物说明 肝素的抗凝作用主要通过两个方面: ①对凝血酶的抑制作用; ②对凝血活性因子Xa的抑制作用。二者都依赖于普通肝素的戊糖结构与抗凝血酶Ⅲ的结合。肝素除抗凝作用外，还有降脂、抗炎作用，抑制血管平滑肌增生，对实验动物有抗血管内膜增生等作用。保持血管膜的完整性，有利于营养物质和水分的交换；使过多的激素或细胞因子可逆性地被结合，避免对靶细胞的过刺激；肝素本身还能抑制许多激素或细胞因子与其相应的受体结合，减轻外周血管的阻力；抗凝、抗血栓机制及补充内源性肝素的不足，解除由于缺氧引起的血管痉挛；抗肾素活性作用松弛子宫血管平滑肌细胞，增强胎儿血液循环；另外，LMWH联合阿司匹林可疏通微循环，改善胎儿的能量供应，降低宫内生长受限所致低体重儿的出生。 临床应用较多的LMWH，是肝素经化学或酶法解聚而得，其药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特性优于肝素。与肝素比较，有更好的量效关系，它的抗凝作用应测定抗Xa活性，而非活化部分凝血激酶时间。LMWH主要经肾排出，较少诱导血小板减少，能缩短优球蛋白溶解时间，有助血栓溶解，大鼠试验还证明其使骨骼Ca2 +丢失比肝素轻。LMWH在妊娠妇女中的应用1. 复发性流产及妊娠易栓症 抗磷脂抗体综合征导致的复发性流产占21.8%，产科复杂妊娠者应检测抗磷脂抗体和遗传的血栓形成倾向，以期早期预防，LMWH是产科并发症的首选。孕妇血中雌激素升高，各种凝血因子和血小板的数量增加，血小板聚集并且对血管的黏附性增强，同时抑制抗凝血酶的作用，使血呈高凝状态。而肝素可与抗凝血酶Ⅲ结合而拮抗以上过程。LMWH疗法已确定为妊娠期血栓形成孕妇的常规用药。在Blanco Molina等的回顾性研究中认为，在妊娠的前3个月预防性应用LMWH者，无分娩前出现血栓复现或出血，但分娩后血栓形成的风险高于分娩前复发的风险。2. 先兆子痫 妊娠期高血压疾病的基本病理生理变化是全身小血管痉挛，全身各系统各脏器灌流减少。子痫前期患者，应防止子痫及并发症的发生，改善血流灌注，减轻机体缺氧情况是必须的。肝素介导的体外低密度脂蛋白凝结可能作为先兆子痫的治疗途径。Sergio等临床研究认为，用LMWH和低剂量阿司匹林预防再发性严重先兆子痫可以改善妊娠结局。国内也有报道认为，LMWH有助于改善重度子痫前期孕妇的治疗效果，且对母儿安全。3. 妊娠期胆汁淤积综合征 妊娠期胆汁淤积综合征是妊娠中晚期特有的并发症。临床上，治疗妊娠期胆汁淤积综合征的目的是缓解瘙痒症状，恢复肝功能，降低血胆酸水平，改善妊娠结局。近年来，有研究报道较大剂量普通肝素和LMWH治疗妊娠期胆汁淤积综合征，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天冬氨酸氨基转移酶、清甘胆酸均显著下降，肝功能也逐渐得到恢复。肝素治疗妊娠期胆汁淤积综合征的作用机制可能是肝素能与许多激素及细胞因子结合，起肝素池作用。4. 妊娠合并心脏病 妊娠合并心脏病可使孕妇在妊娠、分娩及产褥期心脏负担加重而诱发心力衰竭，合并血栓的形成时威胁孕妇生命危险，需行抗凝治疗。而妊娠期急性心肌梗死很少见，常见是由动脉粥样硬化引起，或是解剖原因(栓塞、动脉痉挛)等，阿司匹林和肝素治疗妊娠期急性心肌梗死安全有效。5. 妊娠合并系统性红斑狼疮 系统性红斑狼疮患者妊娠胎盘蜕膜绒毛有大量免疫复合物沉积，绒毛血内栓子形成，胎盘灌注减少，子宫胎盘缺血缺氧。导致胎儿宫内生长受限、流产、早产、死胎的发生率高。针对系统性红斑狼疮妊娠胎盘病理改变，用LMWH抗凝，改善中晚期脐动脉血流、改善微循环，增加子宫胎盘血流，降低围生儿发病率。肝素治疗系统性红斑狼疮妊娠合并胎儿生长受限有效，不良反应少。6. 胎儿宫内发育迟缓 妊娠中晚期脐动脉血流收缩末期/舒张末期血流速度比值异常升高可能会导致胎儿宫内发育迟缓，LMWH联合阿司匹林疏通微循环，可改善胎儿的能量供应，降低宫内生长受限所致低体质量儿的出生。7. 死胎 死胎3周后若仍未排出子宫，退行性变的胎盘组织释放凝血活酶进入母血循环激活血管内凝血因子，消耗血中纤维蛋白原及血小板等凝血因子，引致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机会大大增高。若纤维蛋白原含量和血小板明显减少，可用肝素治疗。使纤维蛋白原和血小板恢复到有效止血水平，再行引产，可避免弥散性血管内凝血的发生。8. 产褥早期 产妇血液仍处于高凝状态，血栓形成流动于循环系统致血管栓塞的可能也增高，易栓症产妇预防性应用肝素可减少产褥期血栓栓塞的发病率。产褥期血栓形成和血栓栓塞的治疗和预防，最好用低分子肝素，其抗凝作用较弱抗血栓作用较强，可避免出血，且不必经常进行凝血功能检测。用药注意事项： 虽然肝素已广泛应用于临床，但由于其强大的抗凝血功能，应用不当可引起凝血障碍，故应用期间应密切监测凝血功能，防止不堪设想的后果发生。此外，应用肝素3～6个月，可引起骨质疏松、皮疹、药热等过敏反应，肝肾功能不全、出血体质、消化性溃疡等患者无特殊情况下禁用。 孕期使用LMWH对母体是相对安全的，肝素不通过胎盘，对胎儿安全，无致畸作用，可于妊娠早期开始使用。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机会很小，但在发生药物过敏、严重的出血事件及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时仍要注意及时停药。对于骨质疏松，通常可以应用钙剂及VitD预防。在胎儿的安全性方面，目前尚未有发现LMWH引起胎儿畸形的报道；LMWH不通过胎盘屏障，也不会增加胎儿出血事件的发生。因此，可以在妊娠期安全使用。另外，LMWH 不分泌于乳汁中，在哺乳期也同样可以安全使用。 总之，应用肝素时，应遵循小剂量、短疗程、间隙性原则，将其副作用降到最低，最大限度的发挥它积极作用。
鲍时华 2018-08-06阅读量5933
病请描述： 作者：中华医学会内科学会分会主任委员 刘又宁 （已发表于《中华医学信息导报》） 本刊“总编随笔”开篇已二周年，虽然笔者政治觉悟、学术水平与文笔能力都十分有限，但却也不断受到读者与有关人士的鼓励与鞭策。记得2011年与2012年本栏目的年初之作，都涉及到了全社会普遍关心又与本专业密切相关、对国人健康威胁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一个是控烟另一个是空气污染。2013年将要到来，即将迎来“抗击非典”胜利十周年。历史，特别是用生命铸成的历史是无法忘怀的。作为一名曾“出生入死”般地参加这场“战斗”的普通医务工作者一员的我，十年后的今天仍在脑海中铭刻着无尽的激动与伤痛，强烈驱使我写些纪念的文字。十年前的荣耀与磨难是新中国成立后医务界最值得纪念的重大历史事件之一，在医患关系尖锐复杂的今天，再一次宣扬“众志成城、抗击SARS”的精神，有助于医患间相互理解，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笔者曾口头向北京医学会、中华医学会直至卫生部个别领导建议，针对SARS十周年开展些纪念活动，但至今并无任何有关迹象。主流媒体不该因为当初主管部门曾有过失误，就羞于提起。笔者先在有话语权的本刊开个头，希望首先能得到广大医务人员的响应！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谢冬 因出版周期延后的关系，特将此文安排在本刊2012年最后一期，以期在明年初大家就能读到该文。 悲壮历史的回顾 一、事件起源于广东【1】 全世界首例SARS并非发生在广州市也不是发生在2003年，而是2002年12月在广东省河源市首先被发现。患者是一位黄姓35岁的男性厨师，原因不明高热、呼吸急促、两肺阴影、迅速发展至急性呼吸衰竭。次日，同一河源市人民医院又接诊了一位郭姓40岁出租车司机，临床表现与黄姓患者完全类似，但二人素不相识，也完全没有任何接触。接诊这二位患者的是河源市人民医院呼吸科医生叶钧强，他是第一位被传染上SARS的医务人员，后来因病重送到外院抢救。经过九死一生的磨练后，这位可爱的医生对“领导们”提出的唯一要求竟是：能到收容他住院的大医院进修，再多学一些对抢救SARS有用的本领…… 此后很快与上述二名患者有过接触的八名医务人员患上同样的病，其中有两名护士是在怀孕期间，一位不幸流产，一位为保住孩子尽量不用药，冒尽了生命危险。她们不仅是第一批参加抢救SARS病人的护士，而且后来也都为同样是为抢救病人而患SARS的北京302医院姜素椿老大夫，贡献了宝贵的康复期血清。二位值得尊敬的“小人物”在媒体上是无法找到她们名字的，但她们都很年轻，却对自己的经历无怨无悔，康复后最关心的第一件事就是：“怎样能救助更多的病人”，让我们永远牢记她们的名字---肖冬梅、黄晓琴。 写到这里，我不由地又突然想起当初社会上为什么会有“吸烟不得非典”的流传。其实原因很简单：第一批染病的多数是医务人员，其中以与病人密切、频繁接触的护士为多，而我国护士皆为女性，绝少有吸烟者…… 03年的第二天，广东省卫生厅就迅速成立了由临床与流行病专家组成的最初的专家组，时任广州呼吸病研究所副所长萧正伦任组长，临床专家还有黄文杰与邓子德，据我所知后二位专家后来在工作中都不幸染病。02年12月26日与03年1月4日，距河源数百里之外的中山市又有二名厨师发病，紧接着与河源情况惊人的相似，又有5名工作人员病倒。03年1月21日起，钟南山院士亲自参加了专家组的工作，1月22日完成了《省专家组关于中山市不明原因肺炎调查报告》，2月2日钟院士开始承担全省临床治疗专家组组长的重任。之后，张天托、邓子德、邓练贤三位在工作岗位上患病且病情危重的专家被转到钟院士所在的呼吸病研究所接受治疗。张天托、邓子德大难不死，先后康复出院，而邓练贤最终却永远离开了我们。当4月21日上午邓练贤的爱人，身为护士的朱秀娟带着儿子来见丈夫时，大声对邓喊到“儿子来看你了，你听到了吗？”，丈夫已没有任何反应，只有一颗晶莹的泪珠、缓缓地从邓教授眼角流了下来。当日下午5时许，邓练贤教授一颗赤子之心永远停止了跳动…… 到了03年的大年初五，邓练贤所在的中山三院已病倒了二十余位医护人员，其中5人是科主任，3人是正、副党支部书记、8人是共产党员，当这些人互相搀扶着或在同事帮助下步入医院设置的隔离区时，其悲壮场面比战场上下来的伤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在当时“隔离区”曾是令人毛骨悚然的字眼，一旦进入隔离区，就意味着暂时或永远见不到亲人。邓练贤是自己走进隔离区的，为了缓解气氛和安慰家人还故作轻松地开着玩笑，妻子朱秀娟赶到时，邓已进到隔离区内，匆忙中准备的牙具等日用品也无法交给丈夫了，只能远远地注视着、期盼着，岂知，丈夫自此已再也不能回到家中…… 03年2月7、8、9三日是中山二院有史以来最不幸的日子。为抢救患者，第一批医护人员倒下了，第二批医护人员又冲上去救助自己倒下的战友，第三批再上去，又有人倒下，全员共有93名医务人员不幸患病，整个医院气氛凝重压得让人喘不过气。白衣战士们虽也无法知道上去的人会不会再倒下，进到隔离区的人会不会再出来，但却没有一个人拒绝、更没有一个人逃脱。在他们“出征”前，没有豪言壮语、更没有把酒壮行，有的男医生进入隔离区前决定将珍藏多年的“私房钱”交代给妻子，更有一位护士结婚才半年丈夫就不幸去世，一个人含辛茹苦地养大了丈夫的遗腹子，她在走进隔离区前写下了遗书，希望一旦自己不幸离去母亲能将6岁的儿子抚养成人……。最初中山二院隔离区只占一层楼，最后竟住满了所有5层楼，最早收治SARS的呼吸科，只剩下副主任江山平一人尚未被感染，在院务会上这位五尺汉子竟无法控制住自己，索性为病倒了的战友嚎啕大哭起来，没想到最终他自己也未能幸免而病倒…… 本节以上内容笔者绝大部分摘自当年的“深圳特区报”【1】，在此我特别向作者杨黎光郑重致谢，是你冒着生命危险走访多家医院，才留下了这些生动、珍贵、完整的记录，我想所有医务人员也都会感谢你的！ 当读者了解到这些英雄们的大爱之心时，一切善良的人们，难道你不为这些白衣战士而感动、而佩服、而骄傲吗！ 回想起十年前，当萧教正伦授郑重地对我说：“最近广东地区发现了数例无论如何也治不好的肺炎”，我竟回答到“你找我去就能治好”。不过，虽然是开了个玩笑，由于肖教授的提醒，当时我已初步了解到广东“不明原因肺炎”的传染性和危害性，也有了足够的心理准备。在03年1---3月这段时间内，我利用一切学术会议机会曾在北京、西安、山东、四川、东北等各地，对我的同行大声疾呼，要他们尽早做好“迎接不明原因肺炎的挑战”，“大家迟早都要面临这一问题，不如主动做些准备”。虽然当时媒体是忌讳讨论这一问题的，也有个别同行认为我是“小题大作”，但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预警”是完全必要的，只可惜没能由相关部门出面正式地、大张旗鼓地作出。 二、悲剧在北京重演 3月1日凌晨，在山西省人民医院魏东光大夫陪同下，120救护车从太原载来一位于姓27岁女性患者，该患者因去广东经商而染上肺炎，经过一周以上的常规治疗没有任何好转，因家属要求转到最好的医院，才来到解放军总医院。在当地虽然也有人怀疑该患者是不是“非典”，但患者最终仍被告知是“感冒”、“普通肺炎、不会传染”。因时值周末，患者在急诊留观一天半，3月3日收入呼吸科病房。根据病史与既往治疗反应，接诊的佘丹阳医生等已断定该患者就是广东的“非典”。但要知道当时北京正值“两会”期间，要想对北京的患者作出“非典”的诊断是需要足够胆量与勇气的，由当时作为科主任的我出面拍板自然就是义不容辞的了。出于对我的保护，科里人都劝我不必看病人，但被我严词拒绝。在进入病房前，护士长匆忙递给我一个薄薄的纸制口罩，经过仔细问病史、查体及复习相关资料后很快就确定了诊断【2】，并立即直接向院领导作了报告。在征求我本人意见后，院里决定尽快将病人及患病家属转往隔离条件好的302医院，随急救车前往的还是佘丹阳大夫。 至此在首都北京的高层已正式拉响了SARS的警报！ 后来于某虽然侥幸活了下来，但其家破人亡的故事大家都已从媒体了解到，笔者在此不再重复。但我要强调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最坚决有效措施，以延缓输入SARS病例在北京的传播。虽然，后来通过另外的途径我院也有29位医护人员在工作中不幸感染SARS，但值得庆幸的是自始至终战斗在一线的我呼吸科医护人员全部幸免。最值得我欣慰的是：作为院专家组长的我，在院领导支持下，决定作出了一件“错事”但却是我一生最得意的好事之一，那就是向院里建议采取了“非常措施”，将病重的本院医务人员SARS患者留在院内隔离治疗，而并没有按规定转往指定医院。在技术上的处理就是将他们定为“疑似”患者，而非确诊患者。几位本院重症患者所有相关治疗措施，直至每一张处方都由我亲自决定。其中一位护士长和一位年轻机关干部，迅速出现ARDS，其严重程度不逊于我曾看过的任何其他患者，但最终仍获治愈。 遗憾的是因于某一家的转入，302医院有十几名医护人员被感染，其中包括当时已74岁的姜素椿大夫，他们是北京市最早一批在工作岗位上倒下的医务一员。 自SARS传入北京起，紧张甚至是恐怖气氛徒然在全城弥漫，在紧急状态下被动员起来的大批医护人员匆忙上阵，他们深知危险却没有一个人退却，个个勇往直前，赴死而不拒。我相信，在这些白衣战士中一定有许多十分感人，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只是至今尚不为人所知，如果是在当年朝鲜战争时魏巍的笔下，他们同样可称为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牺牲的“最可爱的人”。记得在当时已没有什么人敢于与治疗SARS的医务人员相接触，我有一次乘出租车回家，下车时司机竟说到，“早知道你是301的，我都不拉你”。由于无从得到真实的信息，各种谣言大肆流行，事后我就曾听过一位外地同事亲口对我讲：“听说当时由南京某专家带领的一支医疗队，曾专程去北京抢救你”。在北京最早接收SARS病人的解放军总医院内部，同样也是人心慌慌，为了安定人心在我的建议下，院领导安排由我在全院大会作了一个关于“预防春季传染病”的报告，将真实情况毫无保留地告诉大家后，人们反到安心了！ 为了避免院内感染的扩大，我院为接触疫情的医务人员设立了专门的食宿区，院领导还特别为我准备了套间。因为担心居住在一起新婚的女儿女婿被传染，在她们自己的新居“甲醛”等有害气体尚未散去时，就被我们夫妇强行赶去居住。作为同样是义务人员的我的妻子，虽然深知当初防护条件尚不完善时的危险性，却从未阻拦过我去各处会诊、去一线看病人。只是事前不厌其烦地，反复嘱咐注意隔离，事后又亲自监督洗手、更换外衣，她心中所默默承受的压力我也是心知肚明，只不过互相没有点破而已，相信当时全国有无数个医务人员的家庭都曾面临过同样的风险、经历过相同的“煎熬”。命运既然安排我们从事了这一救死扶伤的行业，我们就不能胆怯，勇于承担责任、尽义务，既使献出生命也决不反悔！ SARS在京流行之初，中日友好医院集中收纳了较多病人，应林江涛大夫之邀，我去会诊，主要是去看病情十分凶险的岗位中病倒的一位护士长和一位麻醉科主任，但同时也兼顾其他重症患者。十年后仍深深在我脑海里留下烙印的是：当时有一位中年男性患者，已发生ARDS，呼吸急促，神志恍惚，因暂时还没能得到机械通气治疗而生命垂危，当我走到他身旁时本已绝望的他，突然睁大双眼直向我望来，充满光芒与生存的渴望，遗憾的是我当时所能做的却只是对他进行语言的安慰。此后，这张面孔经常在我脑海中，甚至睡梦中出现，令我心神不安…… 当时北京市有几位重症患SARS医务人员集中收住在地坛医院，我也曾多次参加会诊而感触良多。令我最难忘记的却是该院那些战斗在第一线的护士们：她们为了减少感染机会，上班前尽量不喝水，穿着多层隔离服忍受大汗后的脱水，甚至在内衣中垫上“尿不湿”，以避免去卫生间而造成污染。当时的地坛医院并没有电梯，硕大巨重的氧气瓶也要靠她们纤弱的身躯楼上楼下地搬运。想到与我女儿年龄相仿，在家中“娇生惯养”的女孩们所承受的这一切，怎能不让所有善良的家长们心痛！ 北京的恐怖气氛也在向全世界蔓延，我在日本留学时结交的朋友们，也不断地通过驻京日本公司间接打听我的安危，以免直接打到家里时此人已不再而造成的尴尬……。 成功与教训 一、SARS与“非典”之争 广东SARS流行之初，多数人并没有预见到后来会发展成一场世界范围的灾难，可能是为了不影响北京两会的召开和安定人心，处于“政治挂帅”的考量，决策者们当初宁愿对其轻描淡写。如前所述，广东专家组对这种未知疾病的最初定义是“不明原因的肺炎”，笔者认为基本上是准确的。后来，因为在死者剖检中找到类似衣原体的成分，有关部门就匆忙地宣布SARS是由衣原体引起的。如果确系衣原体引起称为“非典型肺炎”是理所当然的，遗憾的是最终证明SARS是由病毒引起，尸体上分离到的“衣原体”可能只不过是患者终末期感染或定值的微生物之一。钟南山在广州亲自挂帅后，第一个公开提出“SARS”并非衣原体引起的，其元凶很可能是一种未知的病毒，并与香港同道合作，作出了进一步的证实。因为从临床治疗结果来看，衣原体学说只能是一漏洞百出的大笑话，在全世界丢尽了中国医务人员的面子。SARS最先发生在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最先明确致病原的并不是中国人，中国患病者最多，生命损失也最大，但世界卫生组织却完全无视中国官方提出的命名，而采取了外国人的命名----SARS，也就是一种严重的急性呼吸系统综合征。我并不认为SARS这一称呼是对这种疾病的最恰当描述，但却也反映了该病发病急、病情严重的特点。至于“非典”亦就是非典型肺炎这一命名，无论如何挖空心思地去强调都是很不“靠谱”的。经典的非典型肺炎只包括支原体、衣原体、军团菌，也有人包括了立克次体引起的肺炎。一味强调常见细菌性肺炎以外的肺炎都可以称为是非典型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只会对指导临床治疗产生误导有害而无益。因为典型的“非典”大环内酯、喹诺酮等抗感染药是很有效的，而对SARS却完全无效。当时无论青红皂白，全国范围SARS患者几乎一律应用了“左氧氟沙星”、“阿奇霉素”等药物，既浪费了医疗资源，又增加了药物带来的副作用，不能不说是与错误的命名有关的。笔者注意到这一问题后，曾在中华医学信息导报发表文章纠正这种错误作法【3】。据报道，北京首例SARS患者于某的父亲，因担心女儿的病情，曾在互联网上查询，得到的回答是：“非典型肺炎是肺炎中最轻的一种，没有致命的危险”。岂能想到，就是这最轻的肺炎最终却夺去他家数口人的性命！记得当时中华医学会曾召集有关专家讨论SARS的命名，包括已故翁兴植教授在内的所有参会者都不同意“非典”这一命名，但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学术与政治相遇“小胳膊拧不过大腿”，至今国内公共媒体仍然称SARS为 “非典”，而学术杂志二个名称都用，因“非典”国外是不承认的。 二、抗击SARS推动了全社会的进步 与现在相比，十年前中国社会对与政府不同观点的容忍程度（既使是科学问题）和与大众息息相关信息的透明度，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无可否认，在应对SARS之初决策部门是犯了大错，否则也不会有相关高官被撤职，政府高层如不能及时出面纠正，一个小小未知病毒险些造成全社会、全民族的重大危机。 无论是时事造英雄还是英雄造时事，回顾历史，关键时刻总会有关键人物及时登场。天时地利所使，钟南山第一个站出来否认了SARS是衣原体所致，主张尽量排除干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来应对这场危机。此后钟南山的事迹在中国几乎已是家喻户晓，且已扬名海外，他的功劳已铭刻历史，也是永远不可抹杀的。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能挺身而出，除冒着染病于身的危险外，还要承受多大的精神与心理压力呀！一般来说在当时情况下敢于公开与政府唱对台戏，既使有理也不会有好下场。钟南山是无可代替的。像笔者这样的小人物，既使有那么大的决心，也没有同样的影响力，何况又不具备天时地利的惠顾，他永远是我们学科的表率，我可敬的老大哥。社会与政府能对钟南山这样的人物给予充分肯定与表彰，不愧是一大进步。但在下一节我还要提到的是，笔者认为，对在抗击SARS中我国医务人员整体默默作出的牺牲与贡献，特别是那些数不清的默默无闻的小人物们，他们所得到的肯定与褒奖还远远不够。 据笔者了解，当时我国学者几乎与国外同时，甚至更早一点儿分离到了SARS病毒，但却因种种原因不得以公布，这不仅仅是埋没了科研人员的功劳，也使我们在全世界处于被动地位。读者们一定还记得当时曾有一位与蒋介石先生同姓的某医院退休大夫，是他第一个在互联网上披露了SARS流行的真实情况，引起了全世界的巨大轰动。以此为锲机，终于，有关部门采取了更公开、更果断的必要措施，为最终取得胜利奠定了基础。作为一名现役军人与共产党员的我，很难赞成蒋大夫的做法，但无可否认，蒋大夫的行动，在客观上推动了中国SARS的透明化，据我所知有关部门也没有从根本上否定蒋的做法，对其也十分地宽容、充满爱心。 回顾当时的历史，我也从内心深处再一次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的优越性。只要中央作出了及时、正确的决策，几乎没有什么是不可完成的。各级政府齐动员，一把手亲自挂帅，开展了一场即必要又有效的“全民战争”。同样灾难如果是发生在西方所谓的“民主”国家，我们当时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比如无论中外患者，一旦确诊立即隔离，是很难推行下去的。记得2003年秋，我们在天津市召开呼吸学术会议时，时任市长戴相龙同志，竟破天荒地带领全体市委常委参加我们的开幕式，并向以钟南山为首的专家团队“汇报”天津的抗击“非典”工作，由此可见抗击“非典”在当时已是中央与地方政府的第一要务。在赞扬政府英明领导的同时，我们也不能忘记我们的伟大、善良、自觉、包容的人民，及他们对政府的信任。他们既使被要求要作出一些有时是过分的、徒劳的牺牲也能顾全大局，心甘情愿地服从政府指挥，直至取得最终胜利。 在新中国的历史中，SARS可称为一场非常特殊的公共卫生事件，其对国家与全社会都有着十分深刻久远的影响，值得我们从中吸取经验与教训。笔者认为，正是因为在应对SARS之初我们有了一些教训甚至是失败，才促进了今天社会的发展与进步。现在人们再也不会因为一个传说，甚至是一条谣言而人心慌慌，造成全社会的动荡。关键是如何能让百姓对政府、对公共媒体更加信赖，能让他们在第一时间内，获得最有权威，最真实的消息。 他们永远值得怀念 医务人员们在抗击SARS中所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在和平时期的新中国历史中绝无仅有的。他们所作出的贡献关系到人民的生命、社会的安定，甚至于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的稳固。他们中许多人虽身经百战而无恙或留下残疾，也有为数不少的英雄们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永远离开了我们。虽然转眼已过去了十年，无论是活着的还是离去的英雄们，用他们的血肉之躯筑成的丰碑，应当永远屹立在国人的心中。 究竟有多少医务人员牺牲在抗击SARS的战场，我手中并无确切资料。但我估计会占到因SARS失去生命者的5%左右，我能了解到的感人至深的医务人员事迹虽然只是片面的，也只能是凤毛麟角，但我仍愿举出一些“小人物”的事迹与读者们共同回忆，共同缅怀。 武警北京总队医院是北京第一家SARS爆发流行的医院。2003年3月25日该院收容一名患SARS出租司机，其后SARS在该院流行，有6名医护人员及多名住院患者患病。4月5日张健鹏主任，作为来自上级医院——武警总医院的大夫，临危受命进入封闭状态的总队医院指导抢救工作，直到4月24日。其间，接受其诊治过的SARS患者有50人之多。 4月16日天津武警医学院，因接诊一名来自北京的患者而爆发SARS，到4月20日发热人数已增至16人，4月21日起整个医院被封闭。4月24日张健鹏大夫作为“非典”首席专家，又受命从北京武警总队医院直接转战到该医院主持医疗工作，在封闭的医院内一直工作到6月27日最后一名患者出院。其间该院共有111名患者诊断为SARS，30%以上合并呼吸衰竭，多人死亡。身体瘦弱，读研究生期间还患过结核的张健鹏，整个SARS流行期间将近三个月时间内自始至终，远离家人孤身被封闭在令外人恐怖的指定医院，以其并不强壮的血肉之躯与SARS拼死相搏，先后亲临现场诊治过百余名患者，经过九死一生之考验之后竟安全无恙地完成任务！张健鹏大夫所遭遇的危险、困难、成功与挫折，和他与亲人间的互相担忧、思念等五味俱全的心情与感受是常人无法感受到的，只有他自己才能说清楚……因在SARS期间出生入死般地优异的表现，张健鹏被评为全国优秀党员并荣立一等战功，这是在和平时期对一位武警战士最“给力”的表彰。笔者至今仍因有这样优秀的学生而引以为傲。仅我的学生，在抗击SARS中就有十余人立功授奖，当从电视上看到从飞机上走下，奔赴小汤山医院的身着军装的大批医务界勇士们时，大部分是我熟悉的面孔，其中许多骨干分子也都曾是我的学生。每想到此，我总以为能在有生之年，在国家危难之时，亲自并带领众多学生们做出过贡献而无限欣慰！ 第一位因SARS倒下的医务人员是广东省中医院的一位护士长——叶欣同志，她于2003年3月25日不幸离开我们，前面提到的广州中山大学附属三院传染科党支部书记邓练贤同志于2003年4月21日永远与我们告别，据说他去世后也从党中央最高层，传来了哀悼与慰问的口信。 北京共有9名医务人员为抗击SARS奉献了生命，北京政府于2006年6月24日在世界闻名的小汤山落成了“救死扶伤纪念坛”，青铜雕塑上刻有九位英雄的形象，永远铭刻下那个令人不能忘怀的历史时刻，也表达了人民对英雄们的感恩与褒奖。北京大学人民医院，有两位医务人员在岗位上牺牲，他们是丁秀兰、王晶同志，曾被送往北京地坛医院治疗、抢救，笔者也曾多次参加过会诊，在当时条件下人们尽了最大努力，遗憾最终仍未能挽回生命。 我曾参加过由王兆国同志主持的、中国科协举办的李晓红烈士的追悼表彰大会，至今仍无法忘怀。李晓红大夫当时不到30岁，是武警北京总队医院主治医师。已怀有数月身孕的李大夫，主动请缨参加战斗，最终却与未能谋面的腹中胎儿一起离开了人间。当李晓红的丈夫走上主席台发言时，在场者，包括我这个“有泪不轻弹”的汉子在内，无不泪流满面、一片抽泣。有人曾计算，人均一次哭泣要留28滴眼泪，但我确信那次大家流的泪要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香港特区有6位医务人员在抗击“SARS”中殉职， 2003年5月13日屯门医院内科医生谢婉文逝去，香港政府以最高礼仪规格为她举行了葬礼，时任特首董建华亲自率全体高官到场悼念，万人空巷告别谢医生。葬礼后将谢医生与先前逝去的二位香港医务人员一同安葬在相当于北京“八宝山”的政府公墓“浩园”。谢婉文大夫被人亲切地称为“香港的女儿”。 我一直认为，通过抗击SARS这场斗争足以证明，我国医务人员这一团体是优秀的，也是应被国家、人民充分信赖的，与特区政府相比，我们对那些众多默默无闻的“无名小卒”们在SARS中作出的无私奉献的肯定与宣扬还远远不够！ 谜一般的SARS 在国内外广大医务人员共同不懈努力之下，应当说我们对SARS有了一定的认识与了解。比如临床表现、传播方式，出现肺损伤时应用肾上腺皮质激素，无创通气等都已有了明确的结论。在钟南山牵头下，中华医学会于2003年制定了、并用中英文两版向全世界发行了有关SARS的诊疗方案。本人有幸担任了本方案临床部分的召集人。这本方案也可以看成是中国医务人员用生命与鲜血凝成的总结，也通过它给全世界同行作出了初步的交代【4】。 至今虽然十年已过去了，但有些关于SARS的根本问题仍然不够清楚。首先，SARS突然发生，突然离去，在03年那次大流行之后，除偶然发生了二次与实验室有关的个别极小范围流行外，就没有再发生过。来无影去无踪，这样独特的表现与绝大多数微生物引起的传染病是完全相同的，值得深思。因此甚至也有人怀疑到SARS病毒是否是人工制造出的用来特异性攻击中国人或亚洲人？这种说法虽然十分荒唐，但也找不到否定的根据。因SARS一去而不复归，我们花了大力气、大本钱制作的疫苗自然也就将长期封存，派不上用场。回忆当时，曾有许多著名专家斩钉截铁般地预言，“SARS将象流感那样经常伴随着我们”恐怕也“有幸”言空。 其次，SARS病毒到底来自何处，不得不说至今仍是谜。的的确确，在广东最早患病者，以与食用野生动物接触较多的厨师为多，后来在南方的“果子狸”身上也较多地分离到SARS病毒，SARS源于果子狸曾在国内得到部分肯定，笔者认为也有一定的科学根据。但后来的研究发现，蝙蝠身上较果子狸能分离到更多病毒，而北方同样有果子狸却找不到病毒。于是就有人说：“南方的果子狸可能是无辜者，只不过是定植了人身上传过去的病毒而已......”。再有，为什么有的病人能成为“毒王”其身上携带的毒株具有极强的传染性，可殃及数十人甚至更多，而有的确诊为SARS的病人却几乎没有什么传染性？…… 当笔者即将完稿时，又从报纸上读到WHO公布了二例感染类似SARS新型冠状病毒的病例，一例沙特男子病故，一名卡塔尔男子尚在抢救中【5】。对此笔者斗胆期望：这二个病例可能与十年前流行的SARS没有任何实质的关联，只不过由于现今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种类繁多的冠状病毒本身的监测与研究更精细而已。同样的病例也可能就存于我们的身边，只不过我们没能发现而已。不过，虽然十年即将平安过去了，对SARS抱有警惕之心还是必要的！ 以上种种疑问仍留待我们进一步探讨，但因SARS可能不再发生我们也将永远失去弄个水落石出的机会，不过包括我本人在内，并不希望这一机会再来，而是庆幸我们可能会永远不与SARS再次相逢！ 岁月磨不去思念，忘记历史就等于背叛，虽然十年即将过去了，忆起当时激动人心的经历，笔者心情仍波澜起伏。谨以此文献给所有逝去的与活着的抗击SARS的英雄及可尊敬的同道们！
谢冬 2018-08-06阅读量6847
病请描述： 1、 手术适应征：1995年1月至2007年6月，肺移植的主要适应征是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36%）、原发性肺纤维化（IPF，20%）、囊性肺纤维化（CF，16%）、α1抗胰白酶缺乏性肺气肿（AAT，8%）。1990年，特发性肺动脉高压占肺移植受者的12%，但在2006年却仅占2%；相反，IPF从2000年的15%跃到2006年的26%。同时，肺移植受者为COPD患者的比例也有所下降。可见，肺移植的适应征比例在不断变化，其适应征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四大类：阻塞性肺病、限制性肺病（各种原因的肺纤维化等）、感染性肺病、肺血管疾病。上海市肺科医院胸外科谢冬 2、肺移植供者的选择供者选择的理想标准年龄<55岁吸烟史<20包/年胸片显示肺野清晰在FiO2=1.0、PEEP=5cmH2O时 PaO2>300mmHg无误吸或败血症无显著胸部创伤支气管镜检查无脓性分泌物痰标本革兰染色和培养无微生物插管时间<48h无心肺手术史但由于十几年来供肺紧缺矛盾日益尖锐，人们不断尝试突破这套过分苛刻的标准限制，尽可能增加供肺的数量。为区别起见，一般将符合该标准的供者称为“理想供者”或“标准供者”，而将有一项或数项不符合该标准的供者称为“边缘供者”或“延伸供者”。许多研究者报道了把边缘供者肺脏用于肺移植的临床经验，他们比较了边缘供肺与标准供肺在术后并发症、住院/住ICU天数、插管天数、移植肺功能、生存率等方面对受者影响，大多数得出了支持放宽选择标准的结论。不过，标准放宽的尺度不一，而且成败往往有赖于研究者的经验判断，这可能是一些成功经验在其他中心可重复性差的原因。“理想”标准苛刻，但是实践证明它的确安全可靠，由此标准向外延伸的程度只能靠实施者自己掌握了。 3、肺移植受者的选择由于目前还缺乏多中心大样本的随机对照实验研究，本节所列受者选择标准都是基于世界几个主要肺移植中心的回顾性研究，对临床过那个做仅供参考。（一）适应征文献报道的单肺移植适应征多达20多种（见下文），综合起来大致可分为四大类：阻塞性肺病、限制性肺病（各种原因的肺纤维化等）、感染性肺病、肺血管疾病。其中晚期肺纤维化呼吸衰竭是单肺移植最佳适应征，因为受者肺顺应性差，血管阻力大，因此灌注和通气阻力都大，行单肺移植后通气与灌注均倾向与移植肺，移植肺的通气与灌注将占优势，不会出现移植肺通气灌注比例（V/Q）失衡，可以最大程度发挥移植肺通气和换气功能，与肺气肿和慢性阻塞性肺病（COPD）相比，感染的问题也比较轻。从生理学和病理生理学角度来讲，双肺移植比单肺移植更为合理。终末期肺病患者双侧肺都严重受累，如果心脏功能尚好或心脏功能尚可恢复正常，则可行双肺移植，既可避免心脏移植的并发症，又可以节省一个供者的心脏。单肺移植操作相对简单省时、创伤小，但术后留下一侧病肺，呼吸运动、通气换气、血流动力学以及V/Q比例等都不理想，并且病肺还是一个潜在的感染源。随着肺移植的发展，单肺移植数量已经从早期阶段绝对优势，逐渐减少，2000年后全世界每年单、双肺移植数量已经持平，2002后双肺移植数量已经超多单肺移植。当然，对于一个具体的患者来说，究竟是做单肺移植还是做双肺移植，目前主要还是取决与有无合适供者和医师的判断。（二）选择标准理想的受者应当除终末期肺病外无其他脏器系统疾病，一般健康状态良好。通常单肺移植患者年龄<60～65岁，双肺移植<55～60岁。体重最好不要过高或过低，严重肥胖或营养不良都会影响手术的成功和恢复。身高过高或过低也不好，因为胸腔过大或过小都难以找到合适的供者，勉强移植影响效果。生活质量是预后的指标，可以概括为BODE指数：B指BMI，O为气道梗阻的程度（FEV1%）,D为气急程度（MMRC气急等级），E为运动能力（6 min步行距离，6-MWD）。BODE指数随BMI、FEV1%和6-MWD的降低而升高，并随MMRC气急等级的升高而升高。而BODE指数大于7的患者中位生存期约为3年，这部分患者移植后生存期可以延长。而BODE指数介于5-6之间的患者并不能在移植后延长生存，但可以作为后备受者登记，做好移植的准备。有研究则发现FEV1%<20%,DLCO<20%或均质性肺气肿的患者中位生存期也在3年左右，可以在移植后延长生存。肺移植的标准：⑴慢性阻塞性肺病：应用支气管扩张剂后FEV1%<25%预计值；病情恶化速度加快，FEV1%下降迅速，威胁生命；BODE指数7-10，或有下列至少一种情况：急性加重伴高碳酸血症（PaO2>50mmHg）、氧疗后仍有肺动脉高压和（或）肺心病、FEV1%<20%预计值，且DLCO<20%或均质性肺气肿。⑵ 弥漫性肺病：①组织学或影像学发现为IPF,并有一下任意一项：DLCO<39%预计值、6个月内FVC下降超过10%、6-MWD时动脉血氧饱和度下降至88%以下、HRCT发现蜂窝样改变（纤维化评分>2）。②组织学发现为NSIP，并有以下任意一项：DLCO<35%预计值、随访6个月内FVC下降超过10%或DLCO下降超过15%。③其他类型DPLP，出现肺功能和运动耐量严重降低，NYHA功能III到IV级并伴有下列任意一项：静息时低氧血症，PaO2<55mmHg、肺动脉高压、右心房压力超过15mmHg。⑶肺动脉高压：在积极药物治疗的情况下，持续NYHA功能III到IV级；6-MWD低于350m或下降；心脏指数低于2L/(min*m2)或右心房压力超过15mmHg；静脉Epoprostennol治疗或类似的疗法失败。 ⑷囊性纤维化/支气管扩张： FEV1%<30%预计值或迅速下降；体重快速下降；肺部疾病加重，需要收入ICU治疗；肺部感染需要抗感染治疗的跑了增加；难治性或反复性发作性气胸；反复咯血，介入治疗不能控制；PaCO2>55mmHg或PaO2<55mmHg；继发性肺动脉高压；20岁以下的年轻女性患者。成人肺移植受者的术前诊断与移植术式（1995-2007年6月,ISHLT资料）术前诊断单肺移植(n=9,017)双肺移植(n=10,775)总计（n=19,792）COPD4,549(50%)2,637(24%)7,186(36%)特发性肺间质纤维化2,497(%)1,472(14%)3,969(20%)囊性肺纤维化169(1.9%)3.049(28%)3.218(16%)a1-抗胰蛋白酶缺陷性肺气肿644(7.1%)865(8.0%)1,509(7.6%)原发性肺动脉高压67(0.7%)622(5.8%)689(3.5%)结节病191(2.1%)324(3.0%)515(2.6%)支气管扩张35(0.4%)519(4.8%)554(2.8%)淋巴管平滑肌增多症64(0.7%)130(1.2%)194(1.0%)先天性心脏病17(0.2%)138(1.3%)155(0.8%)(%)移植后阻塞性细支气管炎124(1.4%)109(1.0%)233(1.2%)非移植后阻塞性细支气管炎48(0.5%)114(1.1%)162(0.8%)再移植（非阻塞性细支气管炎）93(1.0%)81(0.8%)174(0.9%)结缔组织病61(0.7%)92(0.9%)153(0.8%)间质性肺炎29(0.3%)16(0.1%)45(0.2%)肿瘤6(0.1%)13(0.1%)19(0.1%)其他423(4.7%)594(5.5%)1,017(5.1%)
谢冬 2018-08-06阅读量5789
病请描述： 1.ARDS机械通气新理念：神经电活动辅助通气在ARDS肺保护方面具有显著优势。神经电活动辅助通气是通过监测膈肌电活动信号感知患者的实际通气需要，并提供相应的通气支持。神经电活动辅助通气（neurallyadjustedventilatoryassist,NAVA）可改善人机同步性、降低呼吸肌负荷、有利于个体化潮气量选择、增加潮气量和呼吸频率变异度，促进塌陷肺泡复张、指导PEEP选择，减轻VILI和肺外器官损伤。 2.生物标志物和基因组学在ARDS诊治中的作用：ARDS是多病因导致的临床综合征，其特异性的生物标志物尚不明确。如肺表面活性物质相关蛋白D，上皮细胞的Clara细胞蛋白（CC16），以及介导炎症反应的抗诱捕受体3，中性粒细胞的肽酶抑制剂-3等的诊断价值尚不清楚。基因组学研究在ARDS领域也有一定的认识和理解，ARDS的易感基因如血管紧张素转化酶基因多态性在ARDS发病过程中的意义等，仍需要临床大规模研究证实。 3.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是ARDS治疗的方向：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仍是ARDS极具潜力的治疗方法，可能减轻肺组织损伤、减轻肺纤维化，尽早恢复肺泡上皮细胞或内皮细胞功能，目前仍处于实验研究阶段。干细胞移植和基因治疗携带何种关键基因、自身免疫反应、远期效果和副反应均需要进一步探索。
王智刚 2017-02-23阅读量7030
病请描述： 6.肺复张：可复张性高的ARDS患者可积极采用肺复张手法，以复张塌陷肺泡和改善肺内分流及低氧血症。临床常用的方法包括控制性肺膨胀、PEEP递增法和压力控制法。不同的肺复张方法对血流动力学的影响不同，以控制性肺膨胀较为明显。虽然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并未显示肺复张对预后的影响，但Meta分析显示肺复张可能降低ARDS病死率。肺复张的不良反应包括人机不同步、低血压、低SpO2和气胸，在临床实施过程中需要密切监测。 7.滴定最佳PEEP：肺复张后使用恰当的PEEP避免去复张是ARDS肺保护性通气策略的重要内容，也是维持氧合的重要手段。由于ARDS肺部病变的不均一性，PEEP的选择需要临床医生在维持肺泡开放及避免过的膨胀的效应间进行权衡。临床常用的设置PEEP的方法包括ARDSnet的PEEP/FiO2表法、最大肺顺应性法、最大氧合法、肺牵张指数法、食道压法、跨肺压法、Express法和超声监测法等，临床应用各有利弊。根据ARDSnet的PEEP/FiO2表法简单，但是欠个体化。最大肺顺应性法通过PEEP递减法滴定选择最大顺应性所在PEEP，临床操作较复杂。最大氧合法需要频繁抽取血气，临床应用受限。肺牵张指数法可根据容控恒流下压力时间曲线进行初步判断，患者压力上升曲线呈现出线性的PEEP为最佳，但是准确监测需要特殊工具或软件。食道压法、跨肺压法需要留置食道压监测导管和设备，临床应用受到一定的限制。目前研究显示，根据氧合法进行PEEP的床边滴定与肺可复张性相关性最佳，以SpO2代替氧合是临床简便易行的PEEP滴定措施，将SpO2维持在88%~92%与将SpO2维持在95%以上相比对机械通气的患者安全的，不增加器官功能衰竭发生率，对患者预后也没有显著影响。 8.重度ARDS早期不应保留自主呼吸：早期重度ARDS，由于牵张反射引起过强的自主呼吸可能导致跨肺压过大，增加应力并导致肺损伤。重度ARDS早期充分镇静并应用神经肌肉阻滞剂抑制自主呼吸，可能避免自主呼吸努力过强导致的肺损伤，可能是通过改善重症ARDS患者人机同步性，降低跨肺压，减轻VILI，改善患者预后；对于轻、中度ARDS患者而言，适当保留自主呼吸可通过膈肌活动增加改善重力依赖区肺泡通气，从而改善通气血流比例，改善氧合。因此应根据ARDS的严重程度决定是否需要保留自主呼吸，在发挥自主呼吸有利效应的同时避免加重肺损伤。 9.俯卧位通气：俯卧位通气是重症ARDS肺保护及肺复张的重要手段，是经典肺复张手法的延伸和补充，也可明显改善肺部的分泌物引流。俯卧位通过体位改变改善肺组织压力梯度，明显减少背侧肺泡的过度膨胀和肺泡反复塌陷-复张、改善局部肺顺应性和肺均一性、改善氧合，并可能减少肺复张的压力和PEEP水平，降低应力和应变，避免或减轻呼吸机相关肺损伤。俯卧位持续时间长短与患者病情的严重程度及导致ARDS的原因有关，重症及肺内原因的ARDS需要俯卧位时间长。Guerin多中心随机对照临床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对于严重低氧血症（PaO2/FiO2＜150mmHg，FiO2≥0.6，PEEP≥5cmH2O）的ARDS患者，早期长时间俯卧位治疗显著降低病死率。俯卧位通气需要有经验的团队实施，以期减少并发症，改善预后。 10.体外膜肺氧合（extracorporealmembraneoxygenation，ECMO）成为重症ARDS患者有效治疗措施：ECMO已成为ARDS规范化治疗中重要的治疗手段。在保护性通气基础上，充分肺复张等措施仍然无效的重症ARDS患者，若病因可逆应尽早考虑ECMO，病因可逆的早期重症ARDS患者通过ECMO治疗可改善预后。H1N1导致的重症ARDS治疗中ECMO作用的Meta分析显示，8个研究共266例患者中，94%为VV-ECMO，ECMO治疗中位时间为10d，随机效应模型评估总院内病死率为28%。高水平机械通气小于7d的可逆性重度ARDS尽早在有ECMO经验的中心进行EMCO治疗可显著改善患者预后。
王智刚 2017-02-23阅读量9058